搞翻译

　　宗璞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一个人有三个头就好了：一个搞创作，一个搞研究，一个搞翻译。

　　但是，人只有一个头。宗璞和前辈们谈到过几个头的问题，冯至先生说：不止你一个人想同时进行创作和研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是形象思维多，一个是逻辑思维多，只能是有所侧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宗璞曾将霍桑的一篇童话译成中文，故事讲的是——

　　一个国王爱金子，魔法师使他能够把任何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他得到很多金子。但是灾难也来了，因为他碰到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食物到嘴里也变成了金子。他亲爱的小女儿，向他扑过来，一下子也变成了金子。

　　宗璞很喜欢这篇作品，但译成后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又过了十几年，那段时间，大家已经上班了，可是没事做。当时的领导安排宗璞和另外两位同志翻译韩素音的《毛泽东传》，他们完成了。

　　大概是《世界文学》复刊以后，宗璞翻译了霍桑的小说《拉帕奇尼的女儿》，颇受好评。后来，有人向冯至建议，让宗璞翻译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但是她没有做到。再后来，宗璞只翻译了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和波温的一些短篇作品。

　　宗璞的翻译以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秉持怎样的原则？她说，研究外国文学要时时关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在的创作。

　　宗璞和冯至先生也谈过这个问题，冯先生同意她的观点。他说，外国文学研究所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

　　当时，外文所的诸多老一辈先生中，很多都曾经从事过创作。冯至先生在新诗和小说创作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他的小说《伍子胥》具有探索性，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造诣颇深；卞之琳先生本身就是诗人，《十年诗草》篇幅不多，却能流传；杨绛先生的小说和戏剧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我记得杨绛先生有一个剧本叫《弄真成假》，台上有一只猫，坐在一堆书上，有人把它一提就放在椅子上了，我和弟弟都喜欢这个场面。我说，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带有中国特色，不是应该有，应该是自然就有，并不是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也要创作，只是说要关心中国文学。”

　　宗璞认为，关于翻译，一般都要说到信、达、雅。当然，那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文学翻译，应该是一种再创造，而且最好是适合原作风格的再创造。读者从翻译中要感受到原作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读者不能看到原作语言的美，要靠翻译的文字来代替，使之感受到与原作相等的各方面的价值，如《鲁拜集》，原是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所作，爱德华·菲茨吉拉德却把其翻译成为不朽的英诗，这就是再创造。　　（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