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她，是将芭蕾舞与中国舞艺术结合演绎的第一人；她，从艺六十余年，不断挑战自我，演绎无数经典……

    本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陈爱莲。

    从孤儿到舞蹈演员

    1939年，我出生在上海，父母对我十分疼爱，家庭温馨而幸福。然而命运弄人，十岁那年，父母因病相继去世，我成了流落街头的孤儿，以捡破烂为生，后来遇上了好心人，才被送进了孤儿院。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到上海招生，我很幸运地被选中，开始了专业舞蹈的学习。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为了练功，我每天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晚上其他同学都在玩耍，我就趴在练功房的窗口“偷学”其他演员排的折子戏。工夫不负有心人，1954年，我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

    我们是北京舞蹈学院正式招收的第一批舞蹈专业学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所以学院很重视对我们的培养。我们学习的内容涉及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毯子功技巧、西方芭蕾舞、现代舞等各个舞蹈类别，七年专业舞蹈学习为我的舞台表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班准备编排舞剧《鱼美人》，并邀请了苏联著名舞蹈专家古雪夫作为舞剧的总编导。古雪夫对中国古典舞非常热爱，希望能打造出一部将西方芭蕾舞与中国古典舞相结合的舞剧作品，所以对主演这部舞剧的演员，他希望是既能跳好芭蕾舞又能演绎中国舞。于是，学校就按照学生们平时的各科成绩选定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主演这么大型的舞剧。为了演好这部剧，我四处拜师，得到了更多专业老师们的指导；我们的老校长、杰出的舞蹈大师戴爱莲先生还专门为我教授芭蕾舞的足尖技巧。因为剧中女主角是半人半鱼的海底公主，所以我到图书馆里查阅资料，还到公园观察水池里的鱼游来游去的姿态，有时还会随着鱼的游弋在水池边手舞足蹈……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把中国舞蹈扎实的基本功和西方芭蕾舞的元素完美结合，才能更好地诠释《鱼美人》。

    1959年，我登上了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舞台。在我20岁生日时候，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的上千位观众，一起观看了由我主演的首部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融合之作《鱼美人》，并给予了高度赞赏，我也因此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随后，我的演出机会逐渐多了。1962年，我参加了在芬兰举办的第八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得了四枚金质奖章。诸多的荣誉并没有让我迷失自己，我时刻铭记自己是一个孤儿，是国家、是人民培养了我。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的时候，校长就给我们讲过一个形象的道理：6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才能养活一个舞蹈学院的学生，你们可要好好珍惜。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从进入舞蹈学院那一天起，我就树立了一个信念，要全身心地回报祖国，要回报人民。

    用舞步行走在乡间

    1963年，我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有了更多到农村去演出的机会。那时，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有时我们就住在学校教室里，稻草就是我们的床和被褥。

    但我们那时也没有觉得有多苦，还互相开玩笑说：“大家也算有了头顶飞机（苍蝇、蚊子），身躺地雷（跳蚤、老鼠）的经历。”

    记得有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到农村去演出，舞台就是田间的土坡，土坡边上有个麦秸秆搭的小棚子，里面支了个巴掌大的火炉，演员们就在那里换装、候场。土坡四周挤满了穿着厚厚棉袄、充满期待眼神的乡亲。我们穿着短袖、挽脚裤跳舞，跳完了浑身都冻僵了，感觉笑容都冻在了脸上，但是看见村民们开心的笑容，我们心头也是暖暖的。

    后来，我的两个女儿相继出生，而当时我们的节目在百姓中很受欢迎。因为孩子经常没人照顾，我就带着她们一起下乡。那时出行，演员们都是挤在一个简陋的大轿车里，一走就是一天。路上时间太长，孩子们又小，需要照顾吃喝，我就在临行前准备些烧饼和咸菜，让孩子们凑合着吃。演出时，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她们，就任由她们在田间地头爬来爬去，演出完了，再把她们带回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那段时间的锻炼，两个女儿长大后独立能力都比较强。

    我觉得我演绎的很多角色之所以观众能喜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非常丰富的基层演出经历。若舞台表演不能真正地与人民亲密接触，我们的艺术何来中国魂？记得有一次我去南海舰队驻扎的小岛演出，岛上只有十几名战士，他们长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很少与家人团聚。当我们表演时，看到他们眼神中充满期待和喜悦，我觉得作为舞蹈演员很光荣，我们的艺术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