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结识胡适成一生挚友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林语堂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胡适。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9月开始胡适任教北京大学。胡适到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到场迎接，给林语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适的一句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正如胡适所言，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风靡全国，给当时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语堂自不待言。

　　后来，林语堂在北京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并以意大利的但丁和薄伽丘为例作为说明。这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两人由此成为朋友。自此，两人的友情持续几十年，一直不衰。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件事：胡适自掏腰包无私资助林语堂2000美元留学。1919年秋，林语堂获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只得到半官费奖学金，即每月只有40美元。出国前，林语堂回到厦门与已订婚四年的未婚妻廖翠凤结婚。婚后，廖父资助1000银元。于是，林语堂携新婚妻子赴美，到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但是，到美国不久，林语堂的半官费奖学金突然不发了，原因不得而知。因之前林语堂已与胡适约定，学成回国会到北大任教。百般无奈之下，林语堂打电报求助胡适，希望胡适能为他预支以后到北大任教的工资。林语堂打了两次电话，每次都提出预支1000美元。胡适每次收到电报后，都是想法凑足1000美元寄给林语堂。正是胡适的2000美元，解了林语堂燃眉之急。

　　1923年秋，林语堂归国后，见到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林语堂为两千美元的事向他道谢。蒋梦麟感到意外，后来蒋梦麟说：“那是胡适之私人的钱。”林语堂对胡适感激不已，林语堂也对此事铭记于心。在他写《八十自叙》时，林语堂特意将他与胡适的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林语堂虽是好友，但两人不同的经历以及当时动荡的政局，不可避免地促使两人在文学观念以及思想上出现偏差，但两人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友谊与“立场”的关系。当年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笔战的时候，林语堂并没有因为胡适帮过自己就成为“现代派”的一员，林语堂甚至站在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这边。在林语堂看来，友情归友情，立场归立场。胡适也未因此责怪林语堂。胡适曾对钱玄同说：“如果某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语堂都不愿意和他打招呼。”两人可谓知音。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宋庆龄是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林语堂为宣传主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当时，蔡元培给胡适拍电报，劝他不要改变初衷，然而胡适拒绝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对于这个决定，林语堂坚定地投了赞成票。即便如此，林语堂和胡适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敌人”。

　　胡适去美国后，林语堂花费了数十万美元发明了“明快打字机”，但当时因为中国内战，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接受这项新发明。“明快打字机”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遥远的中国大陆后，一些好事者编织出不少神话式的“传闻”，到处流传着林语堂发大财的消息。后来又是胡适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明了林语堂为研制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的真相。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搬到纽约公寓，林语堂时常带着一家人去看望胡适。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离世。3月3日，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胡适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给予胡适极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四年后，林语堂定居台湾，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台湾，他每年都会到胡适墓前献花，寄托他对胡适的思念。（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