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天眼”FAST工程台址勘查与开挖系统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非再生资源遥感应用研究室主任聂跃平，和“蛟龙号”现场海试副总指挥、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崔维成做客“SELF格致论道讲坛”，讲述了他们在科学道路上的艰辛跋涉，呈现了科研工作者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

　　我为“中国天眼”找了一个“坑”

　　■聂跃平

　　这么大的一个坑，上哪儿找

　　“FAST”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在贵州平塘大窝凼的洼地里。远看像一口大锅，直径500米，接收面积有32个足球场那么大，它的探测能力是137亿光年之远，大家算一下就知道这有多遥远。

　　那么，我是怎么和这个“大家伙”结缘的呢？

　　我出生在贵州独山县，一个以喀斯特地貌闻名的美丽地方。我小时候很调皮，经常背着家人跑出去玩，看到有些小河，流着流着就不见了，可一会儿又从那边冒出来，这让我感觉很奇怪。

　　带着这些疑惑，1977年我考上大学，专门挑了水文地质专业。上了大学后我才知道，贵州是一个喀斯特地貌面积占70%的省份，所以它的风景很美丽，但是土地很贫瘠。因为喀斯特的岩性是碳酸盐，它可以被水溶解，贵州水又多，所以地表存不住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地矿局工作。当时正好有一个关于黔南岩溶研究的国家项目，划了一块贵州岩溶发育最好的、7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进行研究。因此，5年之内，那里的山山水水我都基本上跑遍了。

　　1988年以后，我到南京大学念硕士和博士，我的导师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任美锷先生。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跟随浙江大学到贵州做过岩溶方面的研究。他听说我在贵州搞系统的岩溶课题，就对我“下猛药”，把所有喀斯特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都传授给了我。

　　1993年我到中科院遥感所做博士后，师从我国著名的遥感学家陈述彭先生。所谓遥感，就是指非接触的、远距离的探测技术，我学了遥感技术后，常常想：怎样在喀斯特地区发挥遥感的作用呢？正在发愁时，当时北京天文台副台长、也就是后来射电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南仁东找到了遥感所。原来，1993年日本开了一个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会上提到射电望远镜。射电望远镜可以探知未来，但如果你们国家的设备不行，你就根本没有发言权。回国以后，南仁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应该建造射电望远镜。但是，要找这么大的一个坑，上哪儿去找呢？

　　遥感所就向南仁东推荐了我。南仁东跟我说了这个坑所要具备的条件：第一，这个坑要圆；第二，交通要方便；第三，要相对隔离，附近住户不能太多；第四，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条，要没有无线电干扰。

　　我想贵州的洼地全都符合这些条件，肯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就答应他去找。

　　成千上万个洼地，怎么挑

　　我在贵州待了一个月，回来后给南仁东写了一个报告，认为可以找到这个坑。于是，1994年八九月的时候，正式成立了FAST推进委员会，我被任命为选址组的课题负责人。

　　虽然贵州有洼地，但是洼地成千上万，怎么挑？这时候遥感分析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花了半年多时间把可能的洼地圈出来，初步确认了400多个，再在地形图上挨个对，最后定了100多个洼地，每一个都实地跑一遍。

　　贵州全是山，要跑遍所有的洼地，谈何容易。一般来说，我们下洼地需要半个多小时，上来得一个小时，已经累得不像样。而且贵州雨多，不小心踩滑一下，就会滚下几十米的深坑，非常危险。我有好几次滑了下去，幸好被树木拦住了。

　　最难以忍受的是，我们去的地方都远离城市，一年两年大家还能适应，但一搞就是十年，有些人受不了离开了。我也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但是我作为一个贵州人，又是专门研究这个的，所以还是坚持了下来。

　　最后选来选去，选中了大窝凼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