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把信投进邮筒，也是重要的一环。蒋英想到，在比较远的街区有家大商场，里面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蒋英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蒋英走进商场，看到周围暂时无人注意她，就悄悄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中。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英回忆说：“我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在比利时的妹妹，请她跟中国政府联系，说我们想回国，替我们想想办法。我妹妹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又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来自北京的关怀：“你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钱学森和蒋英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有变。他们先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公司说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和蒋英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去那里办理一月一次的登记手续。这是他最后一次办理登记手续。

　　3.

　　向国防部要丈夫

　　1956年1月，刚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不再像在美国那样丰富多彩，钱学森的工作非常忙碌，两个人经常一分别就是数月。蒋英说：“他自从干了这个，打球、照相、画画的爱好都不要了。”

　　作为中国导弹研制的技术领导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钱学森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要到大西北的荒漠第一线去工作，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风餐露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来不对家人讲，不留电话和书信。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蒋英问他去哪儿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近三十年里，钱学森肩负了很大的压力，那时，他经常神秘“失踪”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事情全靠蒋英。

　　有一回，钱学森又“失踪”了，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的消息:“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五院的同志回复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失踪”，有些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仅要对新闻界、对朋友绝对保密，连对家人也要保密，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她慢慢习惯了。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想这肯定是钱学森参与的工作。

　　后来，只要是钱学森穿着大皮袄和大靴子风尘仆仆地回家来，蒋英就猜出来丈夫是到大西北去了。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钱学森对于家里的事情一概不管，蒋英也慢慢习惯了，她越发理解钱学森的工作，觉得不能干扰他。她对钱学森说：“我是搞音乐的，你是搞工程的，那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所以蒋英把全部精力放在了音乐方面，也做出了巨大成绩。

　　钱学森一生扑在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中，直到1991年，当80岁高龄的钱学森退休之后，才终于可以与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蒋英说：“一直到他退休为止，我们才能一块去散散步、谈谈话，在那以前我们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应该的，所以说咱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连老婆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当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蒋英甘心情愿为丈夫默默付出，不让他有后顾之忧。当时钱永刚的爷爷也跟着他们一起生活，蒋英担负着照顾三代人的生活。为了让钱学森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工作，蒋英把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承揽下来，不让钱学森为这些事情费心、费时间。

　　在钱永刚教授的印象中，母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蒋英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但孝敬老人，而且还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团结得特别好。钱永刚教授还记得，小的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给家里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等送过年礼物，这些事情常常是让钱永刚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