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仲章和徐森玉先生是至交。我称徐森玉“徐公公”，幼时常随父亲去徐家。我父母晚婚晚育，我出生前祖父和外祖父已去世。回想亲见之祖辈人物，徐公公的形象首先浮现。我写父辈往事，凡联得上徐森玉必提，但不曾专写沈与徐，直到最近。下文两则逸事，原为三万字长稿内二例。是与徐森玉幼公子文堪叔互忆往事，扩展成单篇的。

　　逸事之一涉公职，我用“徐森玉”：

　　父亲与徐森玉，自1930年代起，工作上向来配合无隙。可是，有次却为一事口角，闹得很不欢，然幸而未散。

　　记得父亲每次说起那事，都提及接收陈群藏书，估计时段相近。那是在抗战结束后，父亲随徐森玉接收江南一带的日伪文物图书。其中一大项目是清查陈群所遗藏书，徐沈二人一主一辅，我堂叔沈锡山也曾相助。郑振铎对收书一向起劲，曾提供情报，但也曾打草惊蛇。全过程是个大题目，资料尚待整理，恐需几篇长文，此处先表过不提。

　　那“不欢未散”之事，起因是上面传来任命，委派沈仲章去香港地区，清点接收文物书籍，名分职位上跟徐森玉平起平坐。可是父亲一向不在乎头衔职称，宁可留沪助徐，谢绝不去。徐森玉劝沈仲章别轻易放弃要职，说这是他和其他学界领头人费力争取来的名分地位，你为主，可带我儿子徐伯郊。

　　可沈仲章不但不领情，还露出不屑的神情，顶嘴发怪论：“你们看重的名分地位，对我是侮辱!”(大意，原话有笔录待查。但“侮辱”二字我印象深，应当没记错。)　父亲的不识抬举，把徐森玉气得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不过，两人仍然协力。待徐森玉气头过了，又和好如初。

　　徐文堪读后告诉我：“关于令尊抗战胜利后的工作，略加补充如下：当时上面拟任命清理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特派代表，家父为京沪区代表，沈兼士为平津区代表。粤港区代表一职，家父力荐令尊担任，主事者杭立武　(1903-1991)　完全同意，但令尊坚辞。”(“京沪区”中之“京”指南京。)　又补充：“当时的正式名称也可能是‘特派员’，但杭立武本人留学英美，对知识分子特尊重，故冠以‘代表’之称。”

　　数日后徐文堪又追加：“上次言及‘特派员’，再略说几句。……同时任命的，还有一位辛树帜　(1894-1977)　先生，属武汉区。但他是著名留德农业生物学家，长期任西北农学院院长　(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尚为其立塑像)，无法去武汉。沈兼士在1947年去世。各地都形同虚设。只有上海，家父与令尊还做了些事，如接收陈群数十万册图书，分配国内各图书馆。”

　　父亲对我讲徐沈几乎“闹翻”，是当作潇洒趣谈来说的。着重的是他把“名分地位”视为“侮辱”，兼带衬托他与徐森玉之间可以直言不拘。

　　近年来整理父辈史料，治史自当努力求证，存念核查该职正式名称等等，可尚未得空。因此，非常感激徐文堪提供佐证，而且相当明确　(文堪叔总是我信赖之倚)。不过，我见过相关文书，头衔像是“主任委员”，有“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字样，朱家骅或蒋复璁签署，还待日后查找。

　　我又想起至少在陈寅恪和周祖谟等致沈函中，曾有相关言辞。周祖谟函较多，一时找不到具体哪封。记得周函用词是“要员”，袁守和知情。消息源自重庆，像是抗战刚完便议任命。陈寅恪函发自南京，写于1946年6月12日。函内提及他没碰到徐森玉，信息当另有渠道。读来似父亲授职已确定，南京有关方面认为他会赴港。寅恪先生开列了不短的单子，委托沈仲章到港替他访友办事。

　　我知道差不多同时，父亲受何容与魏建功之请，曾任台湾推广国语委员会委员。主要在内地采办设备，筹划培训教师等，也曾赴台。此乃另一题目，而数职　(赴台、派港、留沪助徐等)　委任之先后，也待考证。

　　下面说逸事之二，涉私谊，我多用“徐公公”：

　　徐公公对我父亲不避隐私，父亲可随意出入徐家。沈仲章年轻单身多能肯干，徐森玉有家有室书斋文士。沈耿耿效力无二心，徐对沈信任依仗无二话。文堪叔婴幼时期，每逢其父不便照应母子俩，便托付沈仲章。从对外交涉，到送食物送取暖燃料……事无巨细。1949年我父母结连理，拟只通知几位近亲挚友，但徐公公不答应，坚持要沈仲章摆宴，由他主婚。

　　父亲和徐公公有多项共同爱好，其中一项是探山访庙，讲梵文唬方丈。徐公公教我父亲不少窍门，比如在佛教名山如何与寺院打交道。父亲后来独自上五台山，派上了用场。抗战前，父亲曾和徐森玉、竺可桢等外出开会。因在白崇禧驻地，白还特意会见致礼。会议结束后，一行人结伴登山，与道士打赌等多有趣事。这里只说一件相对稀罕之事，年长的徐森玉照顾年轻的沈仲章。

　　小小远足队由学者组成，并非人人习惯走山路，因此雇了顶登山轿，随行备急。徐公公行动较显费劲，便归他乘坐。半路父亲突发一种旧病，疼痛难行。父亲有种　Stoic气度，一如往常不诉苦痛，独自落后。(Stoic源于古希腊文　Στωιkσ，音译“斯多亚”。原指哲学流派，兼表人生态度。该词汉译很难贴切，近于淡定、坚忍、苦乐荣辱度外之意。)

　　沈仲章出名善爬山，不知不觉中成为前后招呼之领队，因此同行者都不在意他掉队。唯独徐公公不放心，也只有他，因与沈极熟而知其体质弱点，便让轿夫抬着往回走。徐公公找到脸色惨白、满头冷汗的沈仲章，下轿让座。父亲虽几乎不能动，仍说歇歇能追上。但轿夫见沈个小体轻，抓起他塞入轿中，抬了就走。

　　登山队其他人走着走着，不见轿子和徐森玉跟上，便停下等候。轿子来了，坐者却变成了沈。此时父亲病情缓解，故作轻松不道原因。好一会儿，徐公公气喘吁吁赶到，不知沈仲章未作解释，也什么都没说。事后竺可桢提起，当时众人纳闷，徐沈两人变什么戏法。父亲仍笑而不答，恐怕竺可桢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

　　二逸事叙毕，顺便说说两家之间零碎事。

　　不久前有人问及徐森玉，使我回想起儿时随父亲去徐家拜年，徐家婆婆在桌案上摆满甜食，招呼我过去吃。偏偏我小时候嘴不馋，胃也不适应过年食品。更喜欢赖在高高的椅子上　(对小童来说“高”，双脚得悬着)，听父亲与徐公公聊天，自以为能听“懂”。文堪叔会出来一下，腼腆地打个招呼，转身隐形。我脑中“定影”的徐公公肖像，占据画面下部的是张大大的书桌，黑色的。徐公公坐在书桌那边，露出上半身。

　　说起那张书桌，原是我家的。徐公公很多事都托沈仲章，比如战时转移文物书籍，父亲无正式职务也大力相助。日占江南木材紧缺，因父亲熟悉木料木器，负责定做装运箱盒。1950年代初，徐公公托沈仲章替他找张大书桌，父亲便把那大黑书桌寄存在徐家，理由是我家迁居武康大楼后放不下。(父亲常按别人需要“寄存”东西，其实“文革”前我家屋子挺宽敞。1950年代装有室内秋千，那时秋千较大，所需空间也大。)

　　那张书桌更早是孙晓村伯伯的。父母有我兄姐之前，与孙伯伯孙伯母合住一套公寓，在淮海路另一栋大楼。孙伯伯去北京任职时，把书桌留给了父亲。文堪叔补充说，孙晓村曾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去世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每次上京，必定拜访孙伯伯孙伯母，感觉很亲近。

　　要是有人见到徐森玉晚年与家中大黑书桌合影，望赐我一阅。（沈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