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

　　“我就是爱操心，很多人可以举重若轻，可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

　　于北京国际音乐节而言，余隆无疑是一位战略家，但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大管家。

　　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大的戏核是“音乐马拉松”，国内九大交响乐团轮番登台，从早演到晚，近10个小时。作为大轴登场的是由这九大交响乐团的首席、副首席全新组建的节日管弦乐团。在之前完成独奏任务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临时起意，想要加入这支特殊的乐团，并且想要坐在最后一排谱台。闻此，余隆在后台千叮咛万嘱咐，“在谱台外档加一把椅子。”

　　“等会儿结束时，负责灯光的是谁？”舞台上，节日管弦乐团的成员正在调音，在上场口备场的余隆突然问了一句。得到肯定答案后，他抿了抿嘴，点了点头，又理了理金色的领带，然后拿起指挥棒，昂首走向舞台。

　　类似“操碎心”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今年音乐节筹备阶段，说到指挥大师梵志登的音乐会，工作人员正报流程，余隆一边听一边叮嘱：梵志登大师的肩膀受过伤，这次指挥歌剧《女武神》时间又很长，可以为他准备一些缓解疼痛的冰袋……

　　“我就是爱操心，强迫症就是这么养成的，很多人可以举重若轻，可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余隆自言是“最不像指挥的指挥”，原本不该指挥操心的事他都忍不住要操心。

　　与其说这是“巨蟹男”余隆的性格特征，毋宁说是“成大事者必拘小节”。说起来，余隆的小细致，还解救过大危机。

　　那是在古典音乐圈广为流传的一件事。2001年，日本指挥家大贺典雄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突发意外晕倒，乐团正进行着的“柴五”骤然中断。当时正在场外谈工作的余隆，第一时间冲上舞台，让这场音乐会从大贺典雄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而原定由大贺典雄在隔天指挥的闭幕演出，则由指挥家张国勇救场，顺利完成。

　　很多人不知道，张国勇一开始就被余隆请来担任“备份指挥”。原来，大贺典雄坚持要在相邻的两场演出中，自驾飞机往返于北京和日本。直觉告诉余隆，得请一位备份指挥，以防万一。当时有人反对，认为他花那么多钱把大贺典雄请来，还要付备份指挥的酬劳。

　　“我真没想到大贺先生会晕倒！我只是觉得，大贺先生只有一个，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就要找人替他上场。”在余隆看来，这其实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我对每件事，都会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考虑进去。这么大的音乐节，突发性事件很多。大贺先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铁人”

　　“人一生中要面对太多竞争，必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人才有创造力”

　　采访余隆要抢时间，就像这次，是在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前，趁着他尚未进入“超忙时区”。

　　余隆的办公室，位于三里屯红街的一座写字楼里。墙上，悬挂着很多演出照，还有媒体报道，都装有精致的相框。它们记录着北京国际音乐节20年来值得铭记的人与事。一摞摞乐谱，摆在房间中央T字形的办公桌上，彰显着主人的职业特性。只有一瓶摆在桌上的“强力枇杷露”，显露出一丝“世俗气”。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风风火火推开门，余隆快步走了进来。约好了下午三点半的采访，转眼已过五点，余隆才从中国爱乐乐团的排练中赶过来。而在他的日程表上，晚上的开会约谈、第二天的排练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因为几乎没时间吃饭，余隆拿起桌上的甜品吃了几口。

　　这种忙碌，其实是常态。作为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余隆每年要操心三个乐团音乐季，要带着乐团进行国内外巡演，还要隔三差五地去为国外乐团担任客席指挥。而除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夏天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也是由他掌舵。

　　在助理眼中，余隆多年来一直是“魔鬼日程”：早起开会，上午排练，中午穿插电话会议，吃不上饭是常事；下午排练，晚上演出，演出后还有庆祝酒会或约人谈事；要是赶上国外演出，跨时区飞去飞回，根本没时间倒时差，落地就开工，每天都是连轴转……难怪有朋友感慨：余隆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就算在去机场或回家的车上，他也在开电话会议，或者看谱子。”助理说，“有时候就算在他身边，我也未必能插上话。”这话不夸张，就连余隆自己都说，“家里的狗都快不认识我了！”

　　其实，“铁人”也知道累，只是常常身不由己。或者说，他在高速的运转中，享受着职业带来的充实与满足、事业产生的价值与荣耀，“生活质量差，但生命质量高！”

　　而在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总监涂松眼里，余隆就是一个以指挥气质统领全局的人，驾驶着音乐节的航船前行，“就像指挥和乐手在乐团里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余隆作为指挥，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全面的，而且是前沿的。”

　　或许就是因为眼观全局并身处前沿，余隆的创新意识格外强烈。从1992年破天荒发起北京新年音乐会，到1998年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再到2000年一手组建中国爱乐乐团……出生在黄浦江畔的余隆，把理想的种子一次次根植于北京这座城市，并陪着它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超越自己！人一生中要面对太多竞争，必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人才有创造力。”余隆说，“我觉得我20年前能在荒漠上盖房子，特别有想象力，但现在不行了，还得靠年轻人。年轻人有冲劲和勇气去创新，我一直在和他们互动，音乐节也一直在鼓励和扶持青年人。”

　　看着眼前的余隆，听着他的回顾与感慨，脑海中总是忍不住要去勾画一个“年轻时的余隆”。当初造就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余隆，不就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年轻吗？“当年我还‘青葱’呢，现在也变成大叔了。人生，又能有几个20年呢？”余隆笑叹。

　　时光，过处如洗。想起数年前采访余隆时他曾提到哲学家欧里庇得斯说过的一句话：“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首要的条件。”他说，他要加上一句——在一座著名的大都市奋斗，同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