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读冯骥才《激流中：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
《激流中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刘小兵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文学步入了新时代。当时的文坛，王蒙、刘心武、冯骥才、张贤亮、陆文夫等一大批作家，以直面现实的真诚和勇气，满怀仁爱关切的济世情怀，纷纷推出精品力作，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作家马原认为，这是中国文坛的一段“新时期文学”。遗憾的是，追溯那个时期的文艺作品不多。好在冯骥才新近推出的随笔集《激流中：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多少填补了这种缺憾。曾以《三寸金莲》《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等作品驰骋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冯骥才，尽管近二十年来将主要把精力专注于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但在他的心中，始终对那段“新时期文学”感触良深。在一次参观古罗马遗迹时，作家由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联想到中国的“新时期文学”，于是，在喷薄的创作灵感下，便有了这本十二万字的随笔集。
这是一本非虚构的写实作品。冯骥才以翔实资料回顾了自己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之路，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并展示了那个时期作者与读者之间特殊的交往关系。作者自豪地写道：“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读者的鼓励常让作家文思泉涌。那时，他一边手夹香烟，一边忘情地投入写作，写至忘情处，常把烟蒂就势在桌面上摁灭……为了更及时地了解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馈，作家更是把门前的收报箱特意换了大箱，开箱时还得拿个篮子才行，不然箱子一打开，全箱的信就会散落一地……这种真诚而幽默的讲述，充分彰显出冯骥才关注现实、为人民而歌的文学创作观，也从一个侧面，让大众对“新时期文学”的盛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该书还是追缅同道中人的感想录。其中，既有早已故去的冰心、张贤亮、陆文夫，也有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常青树”王蒙等人。无论是记事还是忆人，行云流水的文字，处处洋溢着作家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感喟。比如，写与张贤亮之间的交往，不徐不缓的追叙写得妙趣横生。有一年，作者与张贤亮一起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写作活动，岂料只剩一个月就要回国的时候，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国内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读者盛赞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文学评论界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远在国外的张贤亮很快得到这些消息，作者担心张贤亮回国后再挨重批，于是打电话给王蒙探听讯息。王蒙听后，风趣地说：“告诉贤亮这家伙，愈批愈火，这下子他的小说畅销了，有大批稿费等着他回来领呢！”此事最后以巴金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才波澜不惊地到此为止。一波三折的故事，既透出作者与张贤亮等人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也可从中一窥“新时期文学”理性、宽容的生存环境。这种开放和包容，无论对身处其间的创作者，还是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界，都提供了更大更广的施展空间。
在书中，冯骥才还回答了自己为什么要放下挚爱的文学创作，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1979年，他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他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新时期文学”的历练和陶冶，赋予了作者一种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让他毅然腾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热情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并希望通过自己不遗余力的付出，拯救更多的民间文化“遗珠”，让中国文化在薪火相传中大放光彩。
该书记录的虽是文坛琐事，回顾的也大多是与读者及文学前辈的往来之情，但细微处考量的则是作者的良知和世道人心，小中见大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与发展。抚今追昔，“新时期文学”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定会在新时代随着中国文学不断向上的内驱力，随着中外文化的日益交流与融合，谱写出更加炫目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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