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者：乔叶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7年10月

　　乔叶，河南省修武县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散文集《天使路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等作品多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北京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首届锦绣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1/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

　　我真的觉得人到中年，万事齐来，这是目前的状态。不过还好吧，我儿子今年刚读大学，去了加拿大。去年的时候我就想着今年自己能够出来读读书，现在正在鲁院和北师大办的研究生班学习，我们这是第二届，莫言余华他们是很多年前的第一届。我们赶上“隔了17年以后恢复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莫言前一阵儿还在提这个事（笑）。

　　我来了之后就跟鲁院邱华栋院长说，我注定不是个“好学生”，因为要兼顾河南作协那边的工作，还要经常回去。现在课程密集，每天要去北师大上课，刚过来不适应，挤地铁几次挤不上去啊、打滴滴堵到路上堵半天这种，郑州小城市没有这么奔波过。艰难的还有英语，我英语比较差，鲁院很用心，专门请了英语老师给我们班特别安排课程。十一月份中国作协“国际写作计划”将会特别安排在鲁院这边，到时候会有国际作家过来，所以大家在积极学英语，我下载了一个软件，每天记单词。

　　人到中年能够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感觉，会有一种幸福感。尤其是我第一次去北师大图书馆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都在安静地读书，非常震撼。我90年中师毕业没上过正规的大学，虽然后来自考了本科，但我一直有学历自卑症，特别羡慕这种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来这（学习）满足了我的这方面梦想。

　　2/ 你是写散文出身的，怎样实现从散文到小说的跨越？

　　散文有一个写作伦理，它比较贴近个人的经历，基本是写实的。一方面很容易打动读者，一方面它的篇幅结构处理容易平面化。说这话容易显得文体歧视，当然每一种文体都有它的魅力。在我的感觉里，语言的转换是最表面的，关键是自己创作意识的转换。散文像平房一样，建造的难度不是很大，你可以很舒服地进去。小说像一个大厦，从打地基到承重到通风消防都很有讲究，它建立的是一个独立王国，而且要自成体系运行起来。我觉得小说对写作的要求更多，它有一个虚构的壳，它要讲故事，要建立独立运行的世界，它更贴近人性深处、更复杂。

　　我在写散文之初，已经有小说的萌芽。师范毕业后我当了四年乡村教师。乡下教书生活很贫乏，那时候就写青春散文，哲理美文，我是最早熬心灵鸡汤的（笑）。写着写着就从别人身上找故事，这其实挺有意思的，从别人身上看到故事性，别人讲的很有限，需要你虚构其中的一部分把它连接起来。当时我觉得在散文里加入故事比较爽，后来因为“散文写得有故事性”，还得了首届河南省文学奖。

　　对我来说转变最致命的是，散文很爱从一个故事总结出一个道理，实际上当时我一边写一边自我怀疑：我觉得自己讲的道理是线性的，真的这么可用吗？比方说写“一块砖的幸福”：男人女人离婚后，过一个水洼，男人把砖垫在女人脚下，相比离婚前争吵时，砖会敲在头上，从而觉得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我在写的时候会质疑：真的是这么简单么？这种线性道理是单薄的，更丰富的人生经验你并没去挖掘它，凡是能够一句话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可疑的。以前我总觉得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鲜明的道理来指引你的人生。自从写了小说，我觉得可能丰富更重要，也更愿意探寻复杂性。

　　3/ 从事文学创作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

　　2001年我调到文学院，是重大人生转折。我在写散文的中间已经有了小小说的磨练，但正儿八经的小说创作是在文学院接受专业训练以后。李佩甫老师当时是我们的院长，还有李洱等等一帮小说家，当时开月评会，在研讨中我突然发现原来小说是这样一个世界，很不一样。

　　李佩甫老师对我是全方位的影响。当时我到文学院是他到县里考察我的，他知道我写散文，觉得比较单薄，就鼓励我写小说。他鼓励我先写中短篇，磨练一下技术，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不太认同他的话，就没听他的劝，写了一个长篇，运气也好，发了《中国作家》的头条，后来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出了，还上了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回想起来，实际上我觉得是前辈们都很善良，当时对我要求比较低，对我鼓励很多。回头看自己觉得当时其实写得很不像样。写完第一个长篇后就想练练中短篇，2004年上的鲁院的高研班，《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老师作为导师带我，我的小说创作意识建立跟他的指导有很大关系，他的水准非常高，非常厉害。

　　4/ 你提到李佩甫对你的影响，河南作家群被中国文坛称作“文学豫军”，有二月河、刘震云等等大家，你觉得你自己写作的风格和野心是什么？

　　如果说李佩甫、二月河、阎连科、刘震云这些前辈的写作风格是高山大树的话，我觉得我更像柔韧的河流，河面波澜不大，河水里也有点儿鱼虾，这样的河流能有什么野心呢？如果能流得长一些，远一些，就是了不得的野心了。长远到什么程度呢？将来有一天，我离开了世界，我的作品还能替我活着，就很满足了。

　　5/ 你后来小说中的故事都具有现实映射，是基于什么立场？

　　我的立场就是尽量没有立场。比如《拆楼记》，就是以我姐姐家的违建拆除、希望能够得到政府补偿利益为蓝本写的非虚构小说。写这样一个作品，我很少会站到某一个道德高地讯问或者判断，我尽量去除立场，让各种人的声音出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我要它的丰富性。如果一定要说文学有它的真理的话，这种多种声音并存就是它的真理，而不是说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

　　6/ 写作中有没有遇到迈不过去的坎？

　　会有。以前会逃避，觉得绕过去得了，像坐地铁，本来1号线到，但是觉得1号线人太多，怕挤不上，就绕到4号线5号线。后来才敢于正面迎上，发现还是能挤上的。挤也不是那么可怕。

　　就创作本身来说，我一直是蛮兴致勃勃的，觉得很有意思，素材对我不是问题，我的兴趣点非常多，对我来说没有不可写的东西，就是能不能写好的问题。写《拆楼记》的时候就遇到了难点，以前写的小说偏重于感情，但是《拆楼记》涉及到了广阔的社会层面，需要一一了解。那时很辛苦的，姐姐在乡下、我在郑州，经常往返跟踪这个事件。最难的并不是素材，而是你怎么把素材表现出来，当时这个是比较痛苦的，现在看，所有的苦都是有回报的。

　　7/ 怎么看纯文学创作和后续的商业营销？

　　以前觉得商业方面不太在意，现在觉得蛮重要的。但是心态上自己要分清楚它有一个边界感，写的时候不能有功利心，要为写作本身服务。当写完了，这本书要有定价、成为独立的商品时，就要为出版社负责，这时有了另外的责任和义务，要服从商业的环节和程序。像《藏珠记》到现在，我已经手签过4000多本了。我现在也认识到：当你开始去做活动营销时，也有收获。比如活动现场有很多读者面对面交流，这也是一种历练。我觉得有些写作的人活得太狭窄，自己在书斋里在电脑前过着“二手生活”，扒个资料就开始写，这其实挺有局限的。其实还是很需要现场感。读书活动我近年来参加的蛮多，最近我也打算去高校做做讲座，人到中年需要跟年轻的人多交流，接受一些他们的信息，可以保持饱满的创作感觉。像现在在北师大读书，原来想象自己这么老了怎么办，实际上见到年轻人还是很开心的，之前完全是一种臆想中的沮丧。面对青春的营养，我是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