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职故宫博物院期间，还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故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宫殿和文物，不只是纯粹的理论文献，因此故宫学研究还具有实践性。对宫殿的百年大修、文物的清理保护也是故宫学的应有之义。完整的故宫遗产，不只有物质遗产，还有非物质遗产，多年来，故宫的古建维修及文物保护技艺、技术，已有多项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2012年后，单霁翔委员开始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手抓“平安故宫”，一手抓“学术故宫”，单就学术研究而言，取得了重要成绩，最重要的是成立了故宫研究院，已有20个研究所；同时成立了故宫学院，主要是宣传推广与培训。这两个机构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故宫文化要研究，也要普及

　　学术周刊：您曾提出，研究“故宫学”需要有大文物、大故宫、大传统、大学科的学术观念，为什么？

　　郑欣淼：大文物、大故宫是就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及范畴体系而论的，大传统是从故宫学研究对象及范围的文化意义层面而论的，大学科则是从故宫学的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角度而论的。可以说，这四个概念基本概括了故宫学的范畴体系。

　　对于故宫研究，需要有一个“大故宫”概念。在历史上皇家建筑是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的，这就需要在重点研究紫禁城宫殿时，还要注意与它有密切关系的如沈阳故宫以及明清坛庙、陵寝、园囿、行宫，重视故宫明清建筑的整体性。“大故宫”不止是空间概念，还包括时间内容，与今人对这些遗产的保护、研究等联系在一起。

　　大文物就是全面认识故宫文物藏品的价值，凡是能够反映宫廷历史文化的遗迹、遗产，都是故宫遗产的一个部分，都要重视与保护。这里面就囊括了故宫所有遗存，包括古建筑、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文物的观念在于把故宫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完整的文化体来看待，既是典章制度和宫廷生活的载体与反映，也蕴含着丰富生动的内容与故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比如3000多件腰牌，相当于今天的出入证，上面还简单记载持有人的面目特征，由此可了解当时的门卫制度。

　　大传统要求整体把握故宫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故宫文化既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皇家文化的传承，又有其新的发展特点，还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主流文化，同时带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故宫文化的大传统性质主要体现在独有性、集大成、累积性和象征性几个方面，承袭着传统文化又接续着现代文明，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大学科的概念，是基于故宫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以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而提出的，不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某一学科门类所能简单涵盖或对应的，而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学术周刊：关于故宫学，您曾谈到“文化整体”的概念，这对挖掘故宫历史文化内涵有怎样的作用与意义？

　　郑欣淼：提出文化整体的概念，其意义在于克服人们对故宫的碎片化认识与研究，使之全面深刻地来了解故宫。同时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故宫学研究将会更加深入，不是简单停留在说某件文物好，而是进一步论证这件文物在当时宫廷中的状况，还可以与档案、其他实物相结合进行研究。

　　学术周刊：之前人们多认为故宫只是旅游景点或者藏宝场所，很少重视故宫文化价值。请您从故宫学角度，来谈谈如何推动对故宫历史文化的普及？

　　郑欣淼：故宫是中国古代宫殿建设的集大成者，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很具代表性，这就需要认识故宫的真正价值，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与反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故宫的学问很深，但要不同层面人群接受，展览就很重要。通过多年来的探索与发展，故宫展览的展示方式、水平在提高，特别是与时俱进，利用了很多科技手段。近几年来，单霁翔院长对故宫推向世界、深入群众做了相当了不起的工作，比如文创产品的开发，引发社会的热烈反响。这些也与人们的整体素养在提高分不开。2015年故宫展出《清明上河图》，吸引了很多观众，甚至很多人不惜半夜排长队等待参展。其实故宫在2005年就曾做过《清明上河图》的展览，参展者相对不多。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高雅艺术、传统文化的需求与渴望在不断提升。当然这与近年来故宫做了大量推荐、宣传工作密不可分，通过各种形式来吸引观众、引导观众，影响观众，比如电影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起很大轰动，也可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引领。

　　在国际视域下来看故宫

　　学术周刊：200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一行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首次相聚，打破了两岸故宫60年的隔膜。您是如何促成此次“破冰之旅”的？对两岸文化交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故宫学研究有哪些推动作用？

　　郑欣淼：关于两岸故宫的首次文化交流合作，首先是碰到了机遇，同时我们也抓住了机遇。在这期间，我们与台北故宫共同克服了一些困难，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很实在的两岸文化交流的进展，意义重大。当时有媒体称，“它不仅是两个故宫60年来的重新聚首，而且是我们两岸同胞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深情的拥抱，它是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认同。”当前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两岸故宫文物的同根同源以及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它们之间的交流合作是会继续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断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文物管理与文物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对故宫学概念与学科的提出，也表示认可与支持。故宫学是连接“一个故宫”和“两个博物院”的纽带。

　　学术周刊：您指出，故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何要将故宫学放在国际视域下进行研究？这需要故宫学研究者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

　　郑欣淼：故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需要读懂故宫；作为世界遗产，其价值与意义应该属于世界人民，同样关于它的研究也应该是世界范围的。客观上来说，海外保存着一批清宫文物、文献以及有关的资料，比如梵蒂冈保留着很多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在清代宫廷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文献的研究，对于了解故宫历史文化就有着重要意义。

　　学术周刊：您喜爱并创作了很多古体诗词，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故宫的，主要表达了怎样的情怀？故宫，对您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郑欣淼：对于故宫，我始终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与敬畏的情感。我虽已退休，但仍然继续进行故宫学研究。我每天都在接受故宫的教育，我在故宫学习的东西远远多于我在故宫的付出。故宫给了我很多启发，知识与智慧的，让我认识到中国历史的悠久绵长、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把古代皇宫当作人民的公共文化场所，为公众服务，每看到举办一个展览能吸引很多人关注与参与，我都会由衷的高兴与自豪。还有在我之前的，同时的，还有之后的一代代故宫人都在无比热爱着这项事业，将自己的终身无私地奉献在故宫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特别是上世纪抗战时期的文物南迁，那一代故宫人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终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