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诗白 受访者供图

　　参加完一场学术研讨会，刘诗白径直回到位于西南财经大学的家中。一碗南瓜绿豆汤、一两米饭，已足够92岁的他吃饱吃好，“老人饭吃七分饱，这样也不会过剩嘛”。

　　此前不久，他刚获得了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0万元奖金，他一分没留，全部捐赠给西南财经大学。

　　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和探路人，大半辈子都在跟经济打交道。他自称“90”后，对于新鲜事物，他都乐于接受。无论去哪儿，他总会随身携带一个平板电脑，关注网络上的新闻时事，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评论点赞，感叹网络的快速与便捷。

　　年轻人很容易会被这位“90后”老爷子的精气神折服。他不打瞌睡、思路清晰、声如洪钟，回忆过往娓娓道来，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中途不喝一口水、不跑一趟厕所。末了，还不忘道一句：“麻烦您啦！”

　　他谈马云，谈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大脑转得飞快：“没有固定不变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金融业态，新生事物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常常有人向他请教“养生之道”。他说：“人活着，一刻也不能停止思考。”

　　“我思想转弯比较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依然是主流意识。这给经济学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拿出新的理论，破解人们在思想上的禁锢。

　　刘诗白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1979年，他就开始思索，如何构建多样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

　　他说：“没有理论的创新，我们的任何改革开放新政策都难以执行。”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诗白不断发表文章，著书立论，大胆突破禁区，阐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多元性和公有制具有多样实现形式的观点，从理论上解决了要不要非公经济的问题。

　　1986年后，刘诗白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论文，对过去理论界认为“离经叛道”的产权问题进行了探索。

　　“改革的核心是国有经济，要把中央计划体制变成商品经济。”刘诗白认为，搞活国有企业，就要把国有企业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有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权。

　　财产权、企业财产权、企业法人、法人财产……这对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些陌生的概念。产权问题一经提出，就引发理论界巨大争论。刘诗白随即发表了大量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和组建股份公司制的文章，并出版了《产权新论》。

　　针对我国金融体制缺乏活力和资金分配吃大锅饭的诸多弊端，他在1985年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1990年，他提出的“缓解市场疲软十策”又被中央采纳，对治理当时的经济疲软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企业自主经营，价格放开，出现了价格波动、企业开工不足、生产力过剩的问题，他提出《转型期经济过剩运行》的论题和应对之策。随着世界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他又开始研究科学技术与新经济的发展，《现代财富论》由此诞生。

　　进入新世纪，刘诗白仍思考不止，笔耕不辍，几乎年年都有重要专著问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刘诗白的贡献：“从他卷帙浩繁的著作里，可以触摸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

　　“刘诗白主张构建新的产权制度，是搞活我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当时的新闻舆论这样评价。对此，刘诗白平静而谦和，“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认识有先有后，我不过属于思想转弯较早的人而已”。

　　理论创新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经济学家来说，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无法将自己的见解上升为理论，亦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刘诗白对国有企业市场化、企业产权等领域进行理论探索阶段，跑企业、跑农村、跑工厂是家常便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密切关注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广东和特区进行调研。后来，他的调查范围也从深圳、珠海等特区扩大到珠江三角洲以及后来崛起的无锡、温州、上海……

　　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他给自己的理论探索找到了有力依据，更加强化了其一贯主张的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的思想，使自己的许多对策建议屡屡为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纳。刘诗白说：“经济学家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实践，书斋里永远找不出现成的答案。”

　　读书与写作是坚持一生的乐事

　　如今，刘诗白已是四代同堂，他的三个子女深受家门影响，都做了大学教师。

　　1925年，刘诗白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才生，母亲也擅长诗词歌赋，家里丰富的藏书和浓厚的文化熏陶，使他从小就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刘诗白跟随家人从上海挤上回重庆万县的小轮船。不久后，12岁的他便在《万县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呼吁民众团结一心坚持抗战。他还曾经以笔名“刘影茶”在当时重庆《新民晚报》等媒体上发表抗战的散文和小说。

　　逃亡路上，刘诗白耳闻目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孱弱，心中萌生出救国兴邦的愿望。在重庆读中学时，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传播，也对他影响极大。

　　刘诗白年轻的时候热爱文学写作，鲁迅、巴金的著作读了个遍，他还特别喜欢读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更让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华日报》等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刊，以及左派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