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说来说，创作者本来是“神”，但余华在结尾却露出了“人的尾巴”，絮絮叨叨，作者不肯走。余华后期的作品，像《兄弟》《第七天》，都告别了“神”的部分，就是一个油滑的人在油滑地讲故事。《现实一种》甚至是余华艺术态度上的一个转向，他没有对“油滑”刹车，没有对自己警惕。在写作上，我曾经非常崇拜余华，《现实一种》读完后我觉得隐隐有不妥，直到读完第十遍，才找出了最后10%的漏洞。回到我自己的长篇，结尾处我就警醒自己，作者需要在适当时机拂袖而去。

　　问：这部长篇的灵感源头是什么？小说主人公宏阳的原型怎么来的？

　　阿乙：一个叫方慧的80后女作家，很多年前告诉我一件异闻：她外公的世居之地，安徽某农村，那里有一个人喝酒过量而死，村民把他埋了。但政府不允许土葬，于是开棺掘墓，发现这个人曾经“醒”来，痛苦地求生过。为了刨棺材板，两手骨头都“越过”皮肉露了出来。我听完后一直想写这个故事，开始写短篇，不过瘾，扩写成中篇，还是差点意思，于是重写，就有了这个长篇。

　　问：这部长篇里出场人物非常多，“政”字辈人活在后代的口述里，“宏”字辈是主力，“施”字辈人似乎只有名字没有面孔，其实主要叙述者也就是宏梁和他的外甥许佑生，其他人的出场都寥寥几笔带过，甚至在某些章节集体出现，闹作一团，读者很难分清谁是谁。您是否想过，这么多人物出场，会造成阅读障碍？

　　阿乙：这些人物，其实是克隆我自己的家族图谱。我爷爷辈是“政”字辈，父辈是“宏”字辈，我是“施”字辈人，小说里的“艾湾”也脱胎于我的故乡。虽然人物众多，有些人物只需要出场一下，不具备重要意义。但在写作中，再小的人物您都要给他一点笔墨。

　　比如其中有一个片段，讲葬礼上“做道场”，请道士来吹奏，“宏”字辈有宏柒等兄弟三人敲锣打鼓。这样的人在葬礼上要出现的，葬礼需要音乐，他们就是“乐工”，但您不能说“有乐工若干”，需要具象化。其实这三人比道士吹得还好，但因为羞涩，他们需要道士带头，甚至和道士一起拟定了手势，暗号起，他们再吹。

　　问：谈论一本小说，除了人物塑造，更专业的读者会关注技巧层面的问题。《早上九点叫醒我》里的写法能看出意识流痕迹，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写法。我记得您从前有个中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被质疑严重模仿加缪的《局外人》。这本新书里，您对西方现代派小说写法有什么借鉴？

　　阿乙：现在我就这一部大型作品，里面确实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小说里有一段，是人物“飞眼”的酒后叙述，没有标点的意识流似的独白，这种写法在初稿的前三章里大量出现。有几年我读福克纳，中了他的毒，这个小说有点向他致敬的意思。

　　不过，我没有写序言，之所以不写，是因为从前我如果写序，说某本书是向谁致敬，立刻会有人跑出来指责我，这本书抄袭了福克纳，那本书模仿了加缪，如果我不说谁是我写作的崇拜对象，他们（读者）也不会这么说。至于您说这部小说里意识流的写法，我还真不是想学乔伊斯。乔伊斯的书我读的少，关于意识流我主要读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读完一卷半，想着下次住院时再好好读完。

　　“您让我去海边玩，我还是低头看书”

　　问：据说您的另一个强迫症就是阅读，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书。

　　阿乙：我整天拿着书走来去走，其实未必看进去多少，但如果身边没有书，我就无所适从。如果就这么两手空空在地铁车厢里站着，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这几乎成了一种病态。我的阅读量非常大，遗忘的速度也很快，需要做笔记。现在我开始练字，不是为了做书法家，是为了克服焦虑。本来一天写两张，看见家里那么多废纸，我越写越多，一天写十几张，把自己写得伤痕累累，简直有毛病。我想我天生就是这样，让我去海边玩，前面是自由女神像，我还是低头看书。我从小到大都是紧张型人格。

　　问：既然您每天都在读书，您的阅读版图里的作家是否也有排序？

　　阿乙：我的阅读世界里的确存在排序。在世界文坛里，好作家的“容量”、野心和重要程度是不同的，按我的口味，依量级来分，轻量级的就像是鲁迅、芥川龙之介；中量级的像是加缪和海明威；重量级可能是福克纳、福楼拜，也许还有卡夫卡。但是最高层次，也就是超级作家，莎士比亚，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也就那么寥寥数人。这些超级作家就像大山，您只能站在前面瞻仰，您想和大山较量一下，只能头破血流。我很幸运，这些年的阅读恰好是按这个量级递增顺序来的。

　　这些人里，福克纳是那种让您找不到漏洞的作家，即使是翻译过来的文字，您依然找不到破绽，我甚至到了痴迷福克纳的程度。他的创作水平也是有阶梯的，从《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开始，往上走是《八月之光》，再往上是《喧哗与骚动》，最后是《押沙龙，押沙龙》，如果您按照这个顺序读福克纳，收获无法估量。

　　问：谈完了作家，我想知道您对优秀小说的定义是什么？

　　阿乙：人物和故事。这两者对于小说的重要性，我的看法总在变化。当我认为好小说在于如何定义人物时，主要是受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响，这部小说里老大老二老三以及私生子，每个人物的每一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像是在给人物做辞典式的解释，对人物性格、思想制造长篇词条。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故事情节则很弱，几乎没有戏剧性，里面展现的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比如人物杰生那种深入骨髓的自私，伴随着他的话语表露无遗。

　　小说里故事也重要，我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一直喜欢欧·亨利，到现在我也是欧·亨利那种写法的忠实信徒，我的短篇在结尾处依然坚持要“转一下”，就是欧·亨利那种“出人意料，情理之中”的写法。

　　“孤注一掷就是我最好的写照”

　　问：您是1976年生人，已过不惑之年，如何看待您的前半生？《早上九点叫醒我》据说是您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为什么这么说？

　　阿乙：从前我写作靠的是激情进攻，激情就像野兽，想放出来就能放，但我认为未必是好事。现在越来越靠缜密的防守，我现在是“防守型作家”。写完这长篇，打个比方——“大山怀孕，折腾半天，生出两只老鼠”，我觉得我的文学生产方式有问题，这种方式最多适合五万字以下的作品。我一直就是写短篇的。这次冒险写长篇，快丢了半条命，所以我就和编辑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长篇。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打定主意，写完这个长篇就开始享乐人生，不再做这种尝试了。

　　问：享乐人生？对于一个走到哪里都低头看书的人，我不觉得您能过这种生活。您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气质？

　　阿乙：有个好友有一天突然说，我有一种“亡命”气质，让他害怕。我当时很吃惊，我还自以为自己在朋友的印象中会很好呢。后来我觉得他说得对，我容易激动，被人诬蔑了清白，我会一下子失控，很容易“亡命”。

　　这种“亡命”气质和我是乡下人的后代有关系。我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种田农民，保留了农人的一种对生命不珍惜的根深蒂固的秉性，就是那种“莽夫”的气质。农村里如果有个农妇受了一点侮辱，她很可能跺跺脚就回去喝农药死了，对于生命的鲁莽随处可见。我是个写作者，但我其实是个盲目的人。这种人，可能上千万的金钱收买不了他，但为了五块钱，他可能会拼命。

　　我这种人，孤注一掷就是我最好的写照。我早些年写作，就闷头写，怀疑自己的体能会跟不上，但是也顾不了那么多。我没有海明威的体魄，也没有那样收放自如的能量。我写就是一股脑儿地写。写作上，我可能是个“亡命之徒”。

　　问：您曾经说写作几乎摧毁了您的身体，现在您是个病人。您如何看待写作和疾病的关系？虽然写作可能摧毁了您的健康，但它是否也重塑了某部分的您？

　　阿乙：写作是否会损坏健康，我认为一个人写作的野心大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他的体能是羸弱的，那么野心就会压榨身体，让它受损。实际上就是自己巨大的期待与身体的承受力发生了冲撞，就会生病。生病这些年持续地写作，已经让我能坦然面对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