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阿乙的第一份工作，是警察，然而朋友却说他有一种“亡命”气质。这种气质用在小说上，就是孤注一掷闷头写。阿乙是紧张型人格，因为焦虑而写作，因为写作而焦虑。从前专写短篇，为了副词用“曾”还是“曾经”反复推敲。写不过去的坎，就正面强攻，于是生病了。

　　在2014年生大病前，阿乙开始写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一半去住院，本以为小说没了，没想到还是割舍不掉。等到写完，又觉得不爽，反复修改，甚至重写一遍。

　　小说叫做《早上九点叫醒我》，题目灵感来源于他看见博尔赫斯的一篇访谈录，博尔赫斯说自己要写一个短篇小说，就用这个名字，最后却没有写。这个题目阿乙觉得饱含深意，就拿来用了。小说故事源于道听途说，经验却是扎实的，类似阿乙熟悉的“乡村异闻录”——一个乡村“一霸”饮酒过度，死于睡梦中。村民土葬之，等到众人掘墓，才惊觉此人曾短暂“复活”。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旁逸斜出，阿乙写得辛苦，“半条命都没了”。

　　“文字本身有强大的力量，会挣脱标签”

　　问：在当下的中国文坛，您被誉为最有实力的小说家之一，这些年随着《鸟，看见我了》《情史失踪者》等小说集推出，北岛、格非等前辈作家推荐，以及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也许会收获更多名声。但我想说一个细节：今年您去法国参加新书活动，谈到有一个从里昂赶来的读者对您说，您不应该再继续忙除了写作以外的工作，应该闭关写作。读者突然冒出来对您说这些，怎么看？

　　阿乙：我有私心，除了写作以外的其他活动，我并不上心，闭着眼睛就去了。我自私地以为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自己想清楚了一个问题——这些活动不会跟着文字流传，白驹过隙一般。

　　对于公众给我的标签，我也不排斥，文字本身有强大的力量，会挣脱标签。我最初的短篇作品，编辑和我商量，能不能归在“犯罪小说”门类下，我有点为难，不想进“类型文学”的框，后来我想到销量和编辑的收入挂钩，就答应了。我作品的第一个版权代理公司在国外也把我包装成了“中国的犯罪小说家”，还曾经约我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开专栏，谈中国的犯罪问题。我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实在不了解这个领域。基本上外界赋予我任何东西，我都不会反抗，我就用文字本身说话。现在我想无论国内外的读者，都不会把我定义为一个犯罪小说家了吧。

　　问：那么您是否介意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化？

　　阿乙：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主张。当然，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雷蒙德·钱德勒这样的作家是犯罪小说领域的巅峰，但我缺乏这种才能和兴趣，我不会写玄幻小说、犯罪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但如果有出版商为了销量而把我归到类型文学之下，我不会有异议。

　　我记得几年前，99读书人推出一个阿根廷作家的书《牛津谜案》，反响不错。这个作家叫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是一个数学教授，写的小说却有浓郁的博尔赫斯风味，但出版方出于推广需要，就把他的书包装成犯罪小说，请马丁内斯来中国，却苦于在中国找不到犯罪小说家，就把我叫去对谈。在塞万提斯学院，我私底下对马丁内斯说，我对犯罪小说的标签真不感冒，我觉得他写的也都是纯文学。马丁内斯说，是啊，我们就像是标签下的戏子。其实，对于用文字说话的作家来说，标签无法诬蔑您。

　　“作者需要在适当时机拂袖而去”

　　问：谈谈您的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我读这个长篇经历了“涩——顺——滞——止”这样的过程，小说叙述口吻来回切换，黑暗又结实，并不好读，您写这个长篇时觉得吃力吗？

　　阿乙：我有强迫症，完美主义倾向。写了一点，又觉得通篇都有问题，于是从头开始看，像扫雷一样，这样的工作只适合短篇。我写一万字的短篇需要一个月，这样的焦虑时间段我可以忍受。格非说他必须进入某种情境才能写作，我也如此。我们都没有海明威的强力，站在咖啡馆里就能写作。我在家有时候为了等一首歌需要等好几个小时，不停换歌单，直到遇见有感觉的曲子，单曲循环，才能“到那个世界里去”。音乐会影响写作的节奏。

　　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不适合写作，会觉得每个地方都充满漏洞。写第一遍时我用一个词觉得好，第二遍看觉得应该换个同义词。我以前在“曾”和“曾经”之间纠结过很久，后来金宇澄对我说，我这样折磨自己，不行的。

　　这个长篇写了一半，我就生病了，住了很久医院，也不知道什么病，吃激素，抱着等死的心态回家养着，电脑也“隔离”了，每天看很多日本电影，不再写作。这样无所事事了三个月，有一天又坐到了电脑前，甚至键盘都忘记怎么打了，但还是想再看看自己写的长篇，心有点痒。于是我给自己定了计划：在睡饱的状态下，每天写两个小时。结果这样做效率很高。那段时间我岳母来照顾我，后勤有保障，我的写作也接上了。用不了多久，我就写完了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两年，后半部分却花了没多久。日拱一卒，不知道哪一天就写完了。

　　问：小说结尾，我的阅读感受是“戛然而止”，您是故意为之吗？据说您曾经写过一个更完整的结尾。

　　阿乙：这个小说的结尾，本来还有一章，写故事发生地村庄“艾湾”消失了，变成了水库，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张红色布面沙发漂浮在水上，这就是当年主人公宏阳家里的沙发。有两个人在水库边议论这个事，找到了迁徙到附近的村民，请他们回忆当年发生了什么。像话剧一样，甲乙丙丁，每个人轮流诉说。

　　关于更完整的结尾，我和朋友徐兆正曾玩过一个文字游戏，把完整的结尾写成了一首长诗。但这首长诗没有收进小说里，我觉得该结尾的地方，没有必要写“尽”。写“尽”的话，就是一段这样的描写：人们看见棺材里的人，像虾米一样死僵的状态。因为曾经有过“复活”，他强烈地挣扎，手指上白骨都露出来了。这个结尾不难写，但是我觉得全部都交待就无味了，于是停笔。可以说是我有意为之的一种“反动”，对作家“贪恋”笔下故事的“反动”。

　　问：但我觉得这个结尾结束得可能有点“早”了，很像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阿乙：也许是停得有点早，但我是蓄意的。曾经我读过余华的一个短篇《现实一种》，我认为这个短篇是“神作”，好到不能再好了，就像“上帝交待给他的任务”。《现实一种》写兄弟俩互相残杀，非常精彩。但结尾处，作者“不舍得离开”小说，于是在结尾处“延长”了，以致于小说的尾巴变得很“油滑”。小说大部分时间都是零度的冰冷叙事，但结尾处却油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