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黄孝阳的人生经历相当复杂，他生长小县城，没上过大学，做过保健品公司的推销员，县城的小店老板，北漂的文学编辑，专栏撰稿人……后来成长为纯文学作家，出版了《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时代三部曲》《阿槑冒险记》等多部长篇小说，另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万余字。莫言评价他的长篇小说《人间世》，称其“犹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的江南才子书”。不久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众生：迷宫》，评论家认为，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他对纯文学的思考，也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种出路。

　　从县城小老板到图书编辑

　　体验式写作让我沉默寡言

　　我生在江西省乐安县，1992年，18岁时我从学校出来，被分配到一家国企做业务员。当时正赶上下海潮，我停薪留职去闯荡世界，做过保健品公司，又到一家化妆品公司当片区经理，后来做起小生意，在县城开了八家店铺，卖书、影碟、化妆品。那时生意做得还可以，走在街上人人都叫我黄老板。我20岁出头，天天晚上喝酒打牌，快活逍遥。

　　2000年夏日的一天晚上，我出门纳凉，躺在县城广场的青石台阶上看星星，我突然觉得人不能这么过，太无趣、太乏味。于是我把店面都关了开始写作。当时网络刚刚兴起，我每天坐在电脑前码字，扔到文学论坛里，坚持写了大半年。这种疯魔状态令家人感到担忧，我父亲说，你写这些什么意思，能当饭吃吗？

　　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在“故乡”论坛上结识的写作者郭发财，把呆在小县城的我介绍给了民营图书公司“修正文库”的老板韩勃。我卖掉除书店外的所有店面，去了北京，成为修正文库的文学编辑，白天编稿，晚上写作，住在苹果园海特花园一所普通民居的地下室。

　　2003年，一个江苏姑娘在读到我的作品后到北京找我，我们开始交往，后来她成了我妻子。她过不惯北漂日子，在北京呆了两年，我们回了她的老家江苏南通，我到南通文联当临时工，同时专心写作。在南通，我干起了自由撰稿人，关起门来写了三年东西。为了生活，我承接了各种专栏，各种书评，主要精力则是写小说。当时如果有微信，有公众号的盈利模式，我估计自己会往这方面琢磨，去想怎样经营出来百万“粉丝”。

　　在老家开店那会儿，我是一个极富亲和力的推销家，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让不想买东西的人掏空所有口袋。但是这段时间，我从一个昔日滔滔不绝的言说者变得沉默寡言，一种近乎绝对的沉默，一天与人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

　　2004年我去过一次南京，看到玄武湖与明城墙后，决定留在这个城市。机会终于在2007年出现，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图书编辑招聘广告，工作地点在南京。招聘广告上的报考者必须是研究生学历，我没有。试投简历后，社长黄小初给我打了四五十分钟的电话。接下来是笔试、面试，又派我跑去上海约了一部稿子，我终于得偿所愿进入江苏文艺出版社，干起了自己痴迷的行当。

　　回想很多年以前，我趴在北京的地下室写《时代三部曲》，为了感受饥饿，真的三天不吃饭，饿得肠子打结，眼前尽是幻觉；写《网人》，在乡村行走半月，被狗追，滚落土坡，差点脑震荡；写《遗失在光阴之外》，闭门不出三个月，写得人失语，把汤勺送到鼻子上，妻子送了我四个字──行尸走肉；写《人间世》，为了写某个特定时期的细节，搜集了2000多万字的资料，句子翻来覆去地改，改得人想吐了……

　　然而，写得辛苦，不等于活儿就好，更不等于能赚钱。这是反熵，不符合人趋利避害之本能。或许对我个人来讲，文学是我保持热情与爱的方式？

　　少年时为看书爬进封闭的图书馆

　　读金庸是“70后”的普遍记忆

　　工作之外我基本是个宅男，业余爱好除了阅读就是看碟。这几年，我每天花在阅读与写作上起码有12个小时。这两件事干多了，就会槑──整日挂着黑眼圈，脑子跟落满灰尘的图书馆差不多。

　　我的阅读源自童年。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蹲在父亲的书橱前，当然里面的书实在少得可怜，无非是几本农业栽植手册。但是因为童年的玩具太少了，而且我幼时的朋友也不多，小书橱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

　　长大些以后，为了看书，我爬墙进到封闭的县城图书馆，在满是蛛网和霉味的屋里一看就是一整天。有一次我偷了母亲两毛钱买了《西游记》连环画（严格意义上说那并不是书），那是我唯一一次“作贼”。读金庸，几乎是“70后”的普遍记忆。我从同学那里借来《鹿鼎记》，第二天一早必须归还。我跑到外面的厕所，借昏黄的灯光彻夜不眠，等合上最后一页揉揉眼睛，才恍然发现已经天光大亮。彻夜未归的我挨了父亲一顿胖揍，但我心里觉得值了。

　　要说哪些书对我的人生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觉得，并不是这一本书，也不是那一本书，而是我所有触摸过的、用心阅读过的、走马观花浏览过的图书的总和。它们隐秘地滋养着我，使我慢慢成为现在这个模样。

　　我已经忘掉了后来从事文学写作与早年的阅读经历有着怎样的关联。我的处女作，我自以为的那篇，是小学三年级时，我写在黑板上的打油诗。

　　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发现自我的途径。书是重要的，是通往彼岸的筏，但不能受其囿限，它不是唯一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阅读上的饕餮。现在因为工作原因，书读得更多，也更杂了。好像正经书要正襟危坐，才得读得细，读得懂；而闲书就必须把身体弄成乱七八糟的样子，才会觉得有趣。

　　我的阅读从文学到历史，到经济到科技，有的书一目十行，有的书十目一行。在阅读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世界似乎是由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四座岛屿构成的。文学是文化之岛的一部分。

　　这不再是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而是一个如何让自己免于信息过载的时代。碎片化的阅读有很多好处，比如眼界。但最大的问题是容易使自己丧失对是非的判断，往往高估自己。

　　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

　　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

　　有个朋友跟我说：“《白鹿原》算不算严肃文学？好，你说是。那我告诉你，这些作品在当下之所以能够销售，是因为它们经典的地位。读者购买的是‘经典’这两个字，而非购买其文学价值。我还告诉你，50年后，仍会有人看金庸和阿加莎·克里斯蒂，而你所谓的严肃文学作品恐怕早已化为尘土。”这话我也不好反驳，只好不再谈文学。

　　我一直在想，严肃文学究竟有什么理由存在，它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庞──为什么在这个通过互联网联结起来的、熵增的、鼓励过度消费的信息社会，还会有人为它执迷不悟？

　　因为工作原因，我与许多作家有过交谈，他们的思想深度，思维的模式，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占用，对信息社会的理解，确实存在问题。他们少有阅读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内容。相当一部分作家甚至不阅读，并以此为骄傲。

　　再阅读一些已经进入文学殿堂的名家访谈，其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就是希望能依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通往名利的路会抵达文学的神圣之国？又是什么原因让严肃文学在当下与名利越行越远，经常得不到发表与出版的机会，得不到更多的阅读？我越来越觉得，能称之为作家的人，凤毛麟角。真正的作家，是要能把此处与彼岸联系起来的那一小撮有特殊才情的人。

　　我不喜欢“纯文学”的概念。世界这样乱，“装纯”给谁看？但，世界再怎么乱，作为书写者，也应该有严肃的态度。严肃，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思考与写作。有哪个哲学家、文学家是嬉皮笑脸招摇过市？所谓幽默，常常是“含泪的笑”。

　　而在当下这个蜂巢结构的信息社会里，原先的工作只是八小时，写作因为社交工具的普及，工作变成了随时随地。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空间，写小说正是把这些碎片重新作为材料搭建起宫殿与城堡。

　　我曾在微博写过一段话：小说要摆脱陈词滥调，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还要写小说的理由。小说首先是从语言开始，而非故事。其次是结构。换句话说，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叙事只是完成语言与结构的过程。当小说家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故事性会呈现出别样的肌理，就像一副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塔罗牌在掌下缓缓摊开。

　　小说与故事是有很大区别的。小说呈现细节，细节是缓慢的，是静止的，小说里的细节必定来自人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而故事追逐情节，情节是流动的，是时间的结果，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悬念。故事对细节没耐心，基本就是事件与偶然性的堆积。现在言说故事的权力已转移至电视新闻、报刊网络，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中的一种，才能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