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建 1953年生。高级编辑，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上海作协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甘泉新村位置图

甘泉新村（资料图片）

　　如果说市中心的里弄生活法则，是孩子从小要讲礼貌、懂规矩、会看人眼色，那么到了甘泉新村，在产业工人后代中，孩子们间的评价体系，则是崇尚勇猛和大胆。朱大建在这里学会斗鸡、跳马、捉蜻蜓，学会了打架，成为了一个“野蛮小鬼”。

　　甘泉新村

　　甘泉新村，位于普陀区东北部。东与沪太新村、宜川新村两地为邻，南与石泉新村接壤，西、北与宝山区和嘉定区毗连，东北与原闸北今静安区为邻。这块区域早在明、清时已出现村落，过去吴淞江支河新港、赵浦及其分支均能通航，因此村落渐多。但直到1949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农村，村民以种植蔬菜为主。

　　1949年后，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政府于1953年征用今甘泉路街道东部、中部的村宅和农田，兴建2层楼为主和一部分多层住宅楼群的甘泉新村一到三村，住宅总面积30万平方米，同时辟筑沟通新村的道路。甘泉新村北块是上海市“七五”计划期间规划新建的24个居住区之一。1987年3月起在此兴建住宅楼群，总面积17.6万平方米，绿化面积5万余平方米，其中有命名为“甘泉苑”的居住小区，为市内新建的第一个生态型园林住宅区。同时又在双山路西侧，兴建大批多层住宅楼群的甘泉四村。不过，到1987年岚皋路跨铁路车行立交桥建成通车时，这一地区的西部和西南部尚为市郊接合地区，交通不便。

　　在朱大建印象里，甘泉新村和1950年代其他的“两万户”建筑都是模仿当时苏联集体农庄样式兴建的。苏联集体农庄底楼养牛养马，二楼住人。上海“两万户”建筑则是底楼住五户，二楼住五户，底楼有两个五户合用的厨房，四个蹲坑公共厕所，近处也都设有学校、商店、书店、影院和绿化等配套设施。对之前住在棚户区贫民窟的产业工人来说，入住新村，确实有翻身做主人之感。但1961年，朱大建一家从热闹的西藏中路厦门路衍庆里搬到天潼路最终又搬到这里来时，却是感到落差的，真是一夜之间从城里到了“乡下”。

　　放飞蜻蜓

　　但荒僻有荒僻的好处，租金着实便宜。

　　朱大建一家原住衍庆里的一间三层阁，出门就是热闹的南京路，但房间不到十个平方米，两个妹妹出生后，家里连父母有6口人，实在是太挤。房管所给新分配了住房，在天潼路马路边，原先是一家米店，楼上楼下共28平方米，无煤卫设备，房内有一架楼梯，似一幢小型的独栋别墅，但每月要7元5角租金。当时朱大建父亲每月工资79元5角，父亲和厂里同事聊天时抱怨租金太贵，有同事说起自己住在普陀区甘泉新村“两万户”里，房租便宜，愿意与父亲交换住房。于是朱大建和父亲一起去了甘泉新村。

　　房子坐落在甘泉三村和当时长征人民公社交界处，隔一条小河对岸，就住着说本地话的沪郊农民，往南百米远，过一座小桥，隔着交通路就是沪宁铁路。朱大建家要入住的房间在一幢楼房的二楼，是一个大间，用一道板壁隔成一大一小两间。房租是月租金2元5角，比天潼路的两层小楼少了5元5角。这5元5角，就为家庭节约了一大笔生活费。

　　父母和妹妹们住在间隔出的大房里，朱大建和哥哥住在小房里。不久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孩子总数达到5个。

　　如果说厦门路衍庆里的里弄生活法则，是孩子从小要讲礼貌、懂规矩、会看人眼色，那么到了甘泉新村，在产业工人后代中，孩子间的评价体系，则是崇尚勇猛和大胆。

　　工人新村场地开阔，男生玩“斗鸡”和“跳马”。“斗鸡”，是将人员分成两队，一条腿弯成三角状，形成一个锐角，一只手扶住，用一只脚跳跃着前行，和对手相斗，谁摔倒，就算输。“跳马”，是小伙伴轮流做“马”，“马”弯腰站在场地上，从低伏跳到高耸，看小伙伴能跳过去吗。最高一级，是“马”站得笔直，只有头颈弯曲，要撑着“马”的肩膀飞跃过去，跃不过的人，请去做“马”。

　　在这片广阔天地里，朱大建学会了捉蟋蟀、挖蚯蚓、钓鱼，到了夏天，朱大建剪一截自行车内胎，放铝制小勺里，再放在煤球炉上烤，等到橡胶烧煳了，就趁着黏性绕在长竹竿的尖梢去粘知了。每当暴雨来临前，新村小河边，会有大批蜻蜓低低地飞来。男孩子先脱下身上的汗衫，朝蜻蜓密集处突然抽扑，必然会跌落一只或数只蜻蜓，捉住一只蜻蜓，用细线将它绑在小竹竿上，便会有新的蜻蜓尾随而来，此时一捉一个准。捉到蜻蜓，朱大建将它放进蚊帐，用它来驱赶蚊子。早上醒来，看到蜻蜓有气无力地停着不动，他不忍心了，撩开蚊帐一角，悄悄将蜻蜓放生。

　　离开新村

　　但人对人却未必如此。

　　朱大建的父亲只是厂里的普通工人，但因为常常提意见，当时也被批判。父亲有点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和同事们住那么近，害得全家的日子都跟着难过了。以前一起斗鸡跳马捉蜻蜓的小伙伴，那些一起疯玩也一起出黑板报的同学，不再理他。被孤立的朱大建，默默学会了摔跤，他去拜了师傅学少林拳、吊环，学习扔石锁、举杠铃。他经常打架。他不肯服软、不愿讨饶，有时挂彩回家，但从来不掉一滴眼泪。

　　在不打架的时候，朱大建找到了另一个避难所。离朱大建家5分钟路，有一家卖油盐酱醋的小店，新村居民称为小合作社。边上，有个小人书的小摊。摆着各种连环画，2分钱可看一本。20本一套的三国演义连环画，朱大建有时出了钱，在这个小书摊上就地看完。离朱大建家10分钟路，是新村图书室，提供外借。朱大建凭借父亲的借阅卡，借看了好多长篇小说，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播火记》《高粱红了》《创业史》《艳阳天》等。书里的世界，让他忘记甘泉新村里的不如意。

　　有时青年们手里流转着，传阅一本图书馆里没有的藏书，一旦借到可能当天就要还。朱大建就必须不吃不喝地把它看掉。当傍晚天色昏暗、灯光又没亮起的时候，朱大建就捧着书，在窗边借着户外微弱的光看完。那时候父亲一点也不高兴，反而会火气很大，他吼着儿子“你这样把眼睛也看坏了”。父亲心存幻想，希望孩子视力优良，能参军当上飞行员，改善家里的处境。

　　但朱大建没有说，他其实已经近视了。在学校里，他已经坐第一排了。他不忍心告诉爸爸他的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当时他自己也没想过，终究会一天，他是因为读书，而不是靠拳头，为自己挣得尊严。

　　1967年，全家从甘泉新村搬到昌化路小菜场附近的本地农民房居住。不久他和哥哥相继插队离沪。1977年，朱大建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参加高考，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回上海。他再也没有打过架。后来，他曾回江西看过，但再没有回过甘泉新村。（部分资料参考《普陀区志》 本报记者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