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之林先生 资料图片

《罗盛教》（1956年，布面油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资料图片

　　《雪后黄河大写意》局部（2008年，布面油画）资料图片

　　编者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和“民间”，一个是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一个是下里巴人的“俗”文化。千百年来，它们在各自的群体中繁衍进化，相互交织却互无侵扰。但探寻到它们各自生成的根基就会发现，其精神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就像人体中的动与静两组血脉，性质不同，但归属一致，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生命。画家靳之林先生正是在寻找到它们共通的“本原”基础上实现了一种传统艺术的当代创新。

　　“我们不仅要继续掌握西洋的多种多样的油画技巧，发挥油画的多方面的性能，而且要把它吸收过来，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外来的形式变成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并使其有自己的民族风格。”1957年1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先生在《美术》杂志发表了《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民族风》一文，在文中他这样论述中国油画如何实现“民族化”。此时，毕业留校工作的靳之林已进入董希文工作室担任助教。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全盘苏化”的淡去，“民族化”逐渐成为中国美术界一致认同的油画创作实践的方向（那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民族化”的问题上）。“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董希文这样的表述明确提出了中国油画民族化应该具有的真正内涵。

　　由此上溯到20世纪初的“洋画运动”，中国学子远涉西洋或近赴东洋，携带“油画”艺术归国，在“兼收并蓄”的思想下，一面通过教育和展览普及“洋画”，一面在创作上自觉对西洋艺术进行“传统化”改造。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学人虽然被迫西迁，却给他们更深层次地接触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传统提供了契机，以致在20世纪40年代就形成了“油画中国风”的高潮。

　　我们可以再追溯到16世纪末油画开始进入中国的所谓“洋画东渐”，以至后来西洋画师为立足宫廷，对“油彩绘事”因地制宜地做出迎合中国审美习惯的改变，比如绢素作画、平光取像、勾线渲色等，这些都可算得上是油画“中国面貌”的初现。当然，洋教士的这种样式移植并不等同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画家们自觉的学术化，也不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油画民族化”方向中的国家文化意识战略，但由此我们可以说，油画自进入中国，即伴随着一个或是样式嫁接，或是灌注民族文化内涵的本土化过程。

　　写实主义与传统写意

　　20世纪前半段，中国美术“洋画运动”中的传统化形成两条途径：一是侧重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以徐悲鸿为中心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体系，后延续到北平艺专；二是侧重于西方表现性语言与传统写意的结合，以林风眠为中心的杭州国立艺术院为体系，后在以民族解放为首任的社会背景下逐渐式微。

　　尽管这两条道路的先行者们彼时掀起激烈的争论，但毕竟殊途同归，他们都将写意性当作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核，在“调和中西”的理想下探索实现。作为1947年被徐悲鸿招入北平艺专学习的学生，靳之林自然属于第一种途径的实践者。创作于1926年的《箫声》是徐悲鸿以西方写实性语言创造中国艺术“意境”的典范之作，正是因为《箫声》，靳之林决意从中国山水画转向油画学习，他多次提及，是“恩师徐悲鸿的《箫声》引我进入艺术殿堂”。

　　意境的创造是中国艺术的独有特征，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呈现方式，它体现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写意语言之中。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决定了文人艺术将写意作为中国艺术的最高表达，这与西方艺术的写实性形成对照。中国人文精神形成于儒家的礼乐教化，又将道家的“天人合一”当作实现修为、存养心性的目的。逐渐地，“‘意’‘韵’‘神’‘妙’‘平淡’‘简约’等就与艺术联系起来，并被确定为文人艺术精神与形式的原则。”（刘墨：《艺术中的文人》，吉林美术出版社）儒道两家虽然是两种人生态度，但都开辟了“为人生而艺术”的中国艺术正统。

　　靳之林油画艺术创作中文人精神的形成首先得益于他早年在北平市立师范学校师从吴镜汀、李智超研习传统山水画的经历，这是我们从他的油画作品中感受到不同于西方风景画的重要原因。他将这种经验称为“油画山水”。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他的油画作品中看到中国传统山水的图式——这是常常被当代许多同样试图创造“油画山水”风格的画家“移植借用”的——纯正的欧洲印象画派色彩体系和写实性构图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地道的“油画性”。所以，靳之林的“油画山水”让观众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中国文人艺术的“山水精神”。

　　中国传统画家钟情于山水，山水是中国传统文人寻找道家风范，将自身融入自然的媒介，更是文人士大夫超越社会现实，获得精神自由，保持纯净心理世界的寄寓。对于这种借景寄情的表达，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将之看作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省性”反映。他在著作中将艺术对时代和对社会的反映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顺承性的，一种是反省性的。徐复观认为，西方十五、十六世纪的写实主义以及达达主义以降的现代艺术是顺承性的反映，而以山水画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艺术则是对社会反省性的反映，是文士们为“恢复生命的疲惫而成立”，“顺承性的反映，对现实犹如火上浇油；反省性的反映则犹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靳之林油画艺术中的山水精神继承了这种文人艺术的反省性特征。20世纪60年代，在饱受责难、妻离子散等严酷的社会和人生现实面前，他选择了陕北——那远离文化都市的醇厚之地——作为自己的栖息处，以获得心灵的纯净。可以说，靳之林油画作品中的反省性既是一种由心而生的自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地接受传统人文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