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不仅仅是在艺术的光照里沐浴。杨舒棠还格外重视作品传达的社会责任。

　　“2017年，北京京剧院邀请我写一个本子《狼牙山》，这个作品我特别看重。要表现的是咱河北的英雄，要写出英雄的气魄。”杨舒棠去了好几趟狼牙山，见到了时年98岁、见证了战争的杨文花老人。

　　听说杨舒棠来写狼牙山五壮士，老人笑得和孩子一样。“老人说，‘我太想他们了，八路军和我们是一家子。’那句话和那张脸，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当年的军民鱼水情，一定是笔墨写不尽的深情，老人为保护他们，手筋被挑断都不吭声。这个时代，需要传播这样有力量的作品。”

　　杨舒棠融合了自己情感和采风细节，却仍深感情绪爆发不够，最后他借用了晋察冀边区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交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一定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去感动他人。”杨舒棠说，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名戏曲演员，不知不觉中，“我把它由梦变成了命，写戏成为我的命。这是无数个以艺术为生命的戏曲人的精神缩影，也是自己生命的体验。”

　　用工匠精神对待作品，好东西一定是磨出来的

　　相比电视编剧，戏曲编剧的收入谈不上高。也有人邀请杨舒棠改写电视剧本，杨舒棠拒绝了，“那个是钱多，但我更喜欢写戏。”

　　把喜欢的事儿当职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所以杨舒棠认为，他的幸福不是钱能衡量的。

　　“我写戏的时候，没有时间概念。”

　　杨舒棠曾和裴艳玲先生的司机住一个房间。晚上人家睡下了，杨舒棠在写，早上人家一觉醒来，杨舒棠还在写……从那起，关于杨舒棠，就多了个“不睡觉”的传说。“其实是他睡的时候，我灵感正浓，写到凌晨两三点，休息了一下，突然来了一个新的灵感，又爬起来写。不过是一早一晚，被他赶上了。”杨舒棠说着，乐不可支。

　　杨舒棠现在的生活，就是写戏，遛弯。可就是遛个弯，他也能遛出毛病来：一遛就忘了时间，琢磨一个细节入了神儿，有一回不知不觉竟然走出去十几里路。

　　正是这种如醉如痴，杨舒棠写出来的戏曲剧本，被业内认为接地气、节奏合理、符合人物特点。

　　“每写一部戏中的人物，都要先和这个人物成为朋友，了解他的身份，他的经历，他的性格，写出来的语言才会符合人物的特点。”杨舒棠说，这其中有生活积累，更多的是精于勤，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进行打磨。

　　但凡写作者，大多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偏执，不愿意动笔改。杨舒棠也是，但他一方面自信，要有坚守，一方面也虚心，广纳意见。

　　京剧《丝路花雨》剧本第一稿中，神笔张的女儿被土匪掳走后，铿锵的音乐声起，空中咔嚓一个响雷，杨舒棠原本在这里并没有安排唱词，他认为词再有力量，也盖不过音乐的震撼。但彩排过程中，导演认为这里应该加词，唱词更能戳中观众泪点。

　　杨舒棠坐在台下，反复观看了多遍，演员的泪滴让他灵光一闪：泪月亮追逐凛冽的风，血日头扯碎揪心的情……当杨舒棠模仿腾格尔向记者哼唱出这两句词，喧闹的咖啡厅里，似乎瞬间大漠狼烟，一对父女被迫分离的场景跃然心头。

　　如今的戏曲圈里，编剧写好剧本交稿后，对后期的排演往往就不再负责了。可对戏曲剧本精致的执念，令杨舒棠几乎每年都要修修改改自己那些已经搬上舞台的剧本，坐公交、走路，他都会揣一个本子，想到哪一个剧本里的哪一个地方还可以有更好的表达，马上记下来，回家就翻出老剧本，继续修改。

　　有几次，他把认为修改后更好的版本，发给剧本使用单位，对方以重新排练太麻烦为由拒绝替换，但这仍阻挡不了杨舒棠继续对旧剧本“缝缝补补”。“好东西一定是磨出来的，这么多人费时费力地排练你的作品，你要对戏负责，对本子负责，用一种工匠精神对待自己的作品。”

　　有人问，舞台上接受掌声的都是演员，作为编剧落寞吗？杨舒棠又笑，“一般这时候，你去剧院最后两排找我，我都在那猫着呢。我也落寞啊，但我落寞的是随着落幕，和剧中的人物要分开了，要写下一个新剧了。”

　　记者 白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