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一天，时任《外国戏剧》主编的葛一虹先生与我说起剧坛往事，忍不住感叹自然规律的无情：“上世纪20年代的戏剧前辈都过世了。30年代的戏剧老人也所剩无几了。”葛先生操着浓重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这样对我说，还顺带列举了几位当时还健在的戏剧老人的名字。此后的20年中，我目睹了这几位戏剧老人的相继谢世，心想，葛一虹先生该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上世纪30年代的老戏剧家。但2005年的一天，又传来了葛老以93岁高龄逝世的噩耗。如果把1933年参加左翼戏剧家同盟视作葛先生戏剧生命的起点，那么，他为中国戏剧忠诚服务了72个年头！

　　余生亦晚。我与葛先生相识是在“文革”之后，那时他正雄心勃勃地筹划创办《外国戏剧》杂志。其时他还有比《外国戏剧》主编更显赫的头衔：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但葛先生不管肩负何种领导身份，永远不失知识分子的底色。葛先生总是那样温文尔雅，我从没有见过他疾言厉色，他的尊贤而容众的谦谦君子风度让我感到亲切。

　　我很幸运，在1979年我自信已经做好了学术写作准备时能得到葛一虹先生的赏识。葛先生，以及《外国戏剧》编辑部同仁，特别是和我一样专修俄文的蔡时济先生、赵鼎真大姐，以及稍后进编辑部的苏红同志、郝一星同志，都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作者爱护备至，唯恐我不能从他们的刊物上很快“脱颖而出”。而我果真很快通过《外国戏剧》这扇小门，闯进了中国戏剧的大院。

　　1983年的一天，我拿着刚刚出版的我的戏剧论文集《他山集》去拜访葛先生，自然也有谢恩的意思。葛先生那时住在贡院附近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葛先生坐在宽敞的书房里接待我，身后是一大排玻璃书柜，真有“坐拥书城”的大气象。

　　葛先生那天情绪极好，我能够感到他真心为我的论文集的出版而高兴，尽管不善辞令的他并没有对我说什么祝贺的话。他知道戈宝权、叶水夫先生是我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就跟我说起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上海与这两位俄语界前辈一起合作译介俄苏文艺的情形；他知道我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流布的历史会有兴趣，就跟我说起上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与章泯一起创办《新演剧》，率先向中国戏剧节介绍了斯氏戏剧体系。他说章泯长他几岁，上世纪20年代末就参加戏剧运动了，1975年去世了，葛先生随即发出了人生易老、戏剧前辈纷纷凋零的感叹。

　　那一年听到葛一虹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又回想起了1983年与葛先生的那次谈话，又在耳际回想起了他的那声叹息。让我更痛彻地想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青少年时代同时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潮与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因而具有了他们的后继者们难以企及的大家风范的中国知识分子———那些可敬的文化老人，已从我们的文化星空一一隐去。

　　（作者系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