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艾煊已记不得具体时间，大概是1982年春天省作协读书班上。读书班是从全省文学青年中选派来的，总共10多个人，读书班设在雨花台一处平房小院。平时管理大家的是马鸣玉老师，每天请不同的老师来讲课，也安排大家讨论和写作。一天，魏毓庆老师和老马陪艾煊来看望学员。这是个面孔白净、慈眉善目的长者。大家当然知道艾煊的名字和身份，但多是第一次见到，自然十分兴奋。艾老并没有给大家正儿八经作报告，而是坐下来和学员们聊天，问问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以及写作的情况。我头一年刚在《钟山》发表处女作《卖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一年在《雨花》发表小说《“狐仙”择偶记》又引起巨大争议，全国几十家报刊卷入其中，我在当地受到严厉批判。县里先后举行了几十场批判会。今天看来当然很荒唐，但在当时我却差点进了监狱。1982年春天到北京领奖时，丁玲和光未然先生听说了我的遭遇，亲自向我询问情况，十分气愤，把人民日报记者请来，要公开报道此事。我想到回去后还要在当地生活，就没同意，说这次获奖回家，情况可能会好些。颁奖会期间，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李英敏派人把我接到中宣部了解情况，我如实汇报后，还是有些诚惶诚恐。但李英敏笑了，说你不用担心，这篇小说我看了，写得很不错，有突破。1981年全国评奖时，先是读者投票，《“狐仙”择偶记》得票虽不如《卖驴》，但也在前6名。他说，如果没有《卖驴》，就是《“狐仙”择偶记》获奖了。你在当地的遭遇我知道了，回去后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就直接给我们发电报。我听了深为感动，深切感受到上层主管领导和老一辈作家的关爱。他们对文学新人的呼唤和呵护之情是如此强烈。

　　从北京领奖回来不久，我就接到省作协通知来南京学习。那天艾老也询问了我过去的遭遇和现在的处境。当时艾老没说什么。但后来我听说，艾老回去后就吩咐魏毓庆老师，尽快想办法把我调离丰县，换一个生活、写作环境。那时，异地调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个月后，终于为我安排到连云港一个文化单位。但正要办调动手续时，情况突然起了变化，受批判时我所在县的县委书记调走了，不久又调到连云港任副书记。真是命运捉弄人。显然我不能再去连云港了。好在县里换了领导后，对我的批判也停止了，加上全国获奖和各方关心，日子渐渐平静下来。1983年，我考入中国作协文讲所。这个文讲所原名叫中央文学讲习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丁玲创办的。“文革”前办过4期，马烽、陈登科、唐达成等都是文讲所毕业的。“文革”后又办了4期，加起来是8期。其中蒋子龙、王安忆、陈世旭等就是总第5期的，第6期是少数民族班，第7期是编辑班，江苏的周桐淦、顾小虎就是第7期学员。我考入的第8期总共40多人，是个创作班，差不多每省一个。但唯独江苏最多，除了我，还有储福金、薛尔康、丁正泉。朱苏进是由福州军区考入的，后福州军区合并到南京军区，朱苏进也算江苏的了。我们是1984年春天去北京学习的。艾煊和江苏作协的领导一直关注着我们的成长。当时，江苏作协有一个专业创作组，有陆文夫、高晓声、张弦、梅汝恺、凤章、宋词、陈椿年等，他们的创作正在旺盛期。这时，以艾煊为首的领导层决定再成立一个青创组，并委托梅汝恺老师负责考察组建。这是江苏文学队伍一次重要的梯队建设。我和储福金在文讲所学习期间有幸被选中。同时被选中的，还有范小青、黄蓓佳、周梅森、赵践、肖元生等，梅汝恺老师亲任组长。上世纪90年代，苏童、叶兆言又经我手相继调来创作组。两个创作组并存，在全国各省绝无仅有，这为江苏文坛几十年持续繁荣储备了中坚力量。

　　1984年底，我调来省作协任专业作家。1985年底，又作为青年作家代表，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编制虽然过来了，人并未过来，仍在老家生活。有时因为开会、改稿等原因，也时常到南京来，大多住在少儿出版社李新轩老师家（正是他把《卖驴》这篇小说推荐给《钟山》的），有时也住在徐兆淮、储福金家。他们都给过我很多帮助。从文讲所（后改为鲁迅文学院）毕业后，省作协又联系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和储福金、小青在地方挂职，为的是更深入体验生活。1988年，我的人生又出现一个节点，省里有意让我到省作协来坐班，分管业务工作。时任党组书记海笑亲自去丰县进行了考察。但这时，我却接到艾老一封信，信很简短，几乎什么都没说，只让我到南京来一趟找他。我很快坐火车来到南京，当晚住在储福金家里，问他艾老让我来什么事，他说不知道。第二天早饭后，福金带我去了艾老家中，没想到陆文夫老师也在。原来，对省里准备调我来省作协坐班，艾老并不同意。他认为我是个写小说的好苗子，来省里当官会把我的文学道路毁了。他真的不希望我来南京坐班。但这件事毕竟牵扯到一个年轻人的志向和前途，艾老怕说服不了我，又专门把陆文夫老师从苏州请来，一起做我的工作。他们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艾老说，你起点很高，现在创作势头又好，还是希望你专心创作。陆文夫老师说，你去年刚在《钟山》发表的中篇小说《涸辙》，我看了，写得很好，那么厚重。我的作品你写不来，你的作品我也写不来。你还是在丰县好，能安心写东西。陆文夫和一帮老友刚平反没几年，大家仍然心有余悸。当时，我刚从北京学习回来不久，极大地开阔了文学视野，正是雄心勃勃一门心思搞创作的时候。艾老和陆文夫的一番直白劝说，我完全没有因为阻断我的“官路”而有任何抵触，只有深深的感动。我当即表态说，你们放心，我会安心回丰县写东西的。当天中午，就在艾老家吃饭，他拿出一瓶洋河酒，但他和福金不喝，结果被陆老师和我一人一杯地分着喝个精光。

　　但两年后，因为一个突发事件，我还是来南京了。仿佛命中注定。这一次，艾老不仅没有反对，还很希望我来。是杨旭和刘静生两位老师驱车千里，亲自把我从丰县接来的。他们让我干一件极难做又必须有人做的事。我没有推辞。这是一份巨大的信任。这件事拖了两年多，其中的艰险和复杂一言难尽，好在终于过去了。我尽了全力。我想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而杨旭老师关键时刻扮演“下火海”的角色，让我终生敬佩。

　　艾老是1992年卸任作协主席的。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到作协来，都是不打招呼自己坐公交汽车。他来作协就是借点书，看看大家，也每次都到我办公室坐一会。艾老从不问我工作上的事，却常问我最近又在写什么。在他看来，我的主要任务还应当是创作。或者和我下一盘围棋，聊一会就走了。艾老是2001年去世的，在这之前10年时间里，我和艾老有了较多近距离接触，这是一个真正令我尊敬和服气的长者。

　　上世纪90年代，艾老写过一部小长篇，交给了《钟山》。编辑看后，觉得不适合在《钟山》发表。但艾老的稿子怎么能退？他们犯难了。我从1993年开始兼任《钟山》主编，那时，《钟山》在刘坪主持下已办成全国名刊，对作家有极大的号召力，平日稿源不缺，但经费遇到很大困难。全国文学刊物都是如此。许多刊物在组稿之外，还给每个编辑下达创收任务，既分散了编辑的精力，也影响了刊物形象。我平时不管编辑业务，只每年初开一次会。我对大家说，钱的事都不要操心，我去拉赞助，大家安心做好编辑工作就行了。并且提出：平时，你们的主要任务不是组稿，是退稿！不适合在《钟山》发表的作品，即使是名家稿也要敢退。我之前一些重要作品，包括《卖驴》《涸辙》等，都是在《钟山》发表的。但当了主编就不同了。为了办好刊物，就不能发关系稿、人情稿，我表示自己带头，从今以后不在《钟山》发表任何一篇小说。因为分管期刊，也不在《雨花》发表小说。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25年。我已退休8年了，至今也没在《钟山》《雨花》发表过一篇小说。那时退名家的稿子是要有胆识的，《钟山》退过不少名家的稿子，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大家坚持这个办刊理念，保证了《钟山》的纯正和风格。当时我看过艾老的小长篇后，也觉得不适合在《钟山》发表，只好退，也只能由我去退。我带着稿子和忐忑去了艾老家，他一看到我就笑了，说是来退稿的吧？没关系，来！我给你泡杯茶，咱们下盘棋。关于稿子，他一句话没说，也不让我作任何解释，这件事就过去了。他当时没有任何不快，事后也真的没有生气。一次我生病住院，他坐公共汽车来看望，居然陪我坐了一上午。艾老仍然每次来作协都会到我办公室坐一会，看看我，聊一阵，问我在写什么。然后执意不要派车送，一个人走了。每次目送他慢悠悠消失在楼梯口，我常会眼含泪水，感动于他的慈爱无私和高风亮节。艾老曾领导江苏文学界几十年，他对文学的清醒和成就，对江苏文学事业的高瞻远瞩、无私奉献，对名利的淡泊，做人的坦荡胸襟、善良温厚，都堪称一代名士。

　　如今，我也已年届七十。退休以后从未参加过每年都有的老同志聚会，唯一的原因是我还不愿承认自己是个老人，我还在努力写作。我一直记得当年艾老和陆文夫老师对我的期望，我还想写出更好的作品。去年12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推出我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天漏邑》。此外，我还有一大堆写作计划。我还会写下去。

　　1996年，我曾随艾老去他的家乡安徽舒城参加一个活动。舒城也是三国周瑜的家乡。那天，我在周瑜故里一片乱石中捡到一块石头，上头天然是一个古代文官的写意形象，我心有所动，当即命名为“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这块石头一直放在我书架上，转头就能看到。看到它，我就会想到艾老。那是一种永远的怀念。

　　2017年2月6日

　　（作者系著名作家、曾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电影《天下无贼》原著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