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南侧约500米处，有一栋典雅别致的欧式洋楼，这栋洋楼的前身是荷兰驻华使馆，半个多世纪以前，它成为我们国家敬老崇文的政府机构———中央文史研究馆所在地，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均为学界、文艺界耆年硕学之士。

　　正月十五这天午后1点整，冯远委员没有午休，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他，在这里如约准时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进入冯远委员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一摞摞堆积如山的书籍。阳光从这栋西式旧建筑高大的窗外映射进来，落在这位学者型官员的侧脸上，宽额炯目，白发略现，一副银色边框的眼镜未能遮住他目光中的睿智。光影之下，是一幅恂恂儒者的肖像：恭谨、温厚、谦和。

　　冯远，他的身份有些特殊。国画大家、艺术教育家、学者，同时，他还是中国文化部门的主要管理者，他曾经履职的部门包括：中国美术学院、文化部、中国美术馆、中国文联、清华大学、中央文史研究馆……这样一个融合了艺术领域的实践者、管理者与教育者于一身的多重身份，必然使得他对中国文艺领域诸多问题的思考更为玄心洞见、鞭辟入里。

　　谈到文艺界的诸多话题：文化自信、文艺高峰、文艺与人民、文化“走出去”、新时代艺术家的使命担当等等，冯远委员深思熟虑，而我们的对话，却是从“农民”开始的。

　　文艺，

　　应始终关注农民，关注基层

　　“我做过8年的农民，是真真正正依靠双手自食其力的农民。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决心：我这辈子要为农民画像，要画这些普普通通在土地上劳作，却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人！”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放在冯远委员的人生经历中，似乎很贴切。冯远在15岁时，就随着知青下乡的大潮，离开了上海，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真正的农民生活，而这一去就是8年。真正的农村生活让冯远早早地就对农民怀有一颗悲悯之心，就是从那时起，冯远决心要为农民作画！于是有了他后来的毕业作品《秦隶筑城图》，这幅作品当时与罗中立的《父亲》在同一展览中，分别摘取了银奖和金奖。离开农村之后，冯远到了文化艺术领域深耕细作，心中仍牵挂着农民。他说，那段生活，不仅使他时刻牵挂着农民，也对他后来的绘画创作、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记者：冯委员，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提到了柳青在皇甫村蹲点14年，写出了《创业史》。正因为柳青对陕西关中的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您的8年农民生活对您后来的艺术创作和人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冯远：我是在1969年作为知青从上海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那一年我15岁。这8年之中，耕耘稼穑、风霜雨雪，宛如隔日。那时我手挥弯镰在800米的趟子上收苞米秸，在水中捞麦芽，在深可没膝的泥泞中拉着播种车来回50里，伐木、脱谷、做囤上跳，是一位真正靠双手自食其力的农民。8年沉重的劳动锤炼了我的意志，也让我至今时刻牵挂着农民的一切。

　　我始终觉得，艺术家对生活要多一点诚意。所以后来在我到了浙江美院当教师带着学生下去写生时，就是每个人带着一个简单的铺盖卷下去的。我们到了工厂就穿上工作服和工人一起上班，到了农民家里就和农民一起担水、劳作。我觉得艺术家到农村去写生，如果只是把农民请过来坐在小板凳上，画几张肖像，那只是把课堂搬到了农村，并非真正的生活。而真正的生活，就应该是像柳青、路遥那样，和农民一起体会从春耕到秋收，从夏播到冬藏，直到最后把粮食运进粮仓的那一刻，经历这样几个四季轮回，才算是真正地在农村生活过。不沉到生活的最深处、最底处，是很难把人的深度挖掘出来，并变换成你笔下那个活生生的、富有感染力的、打动人心的艺术形象的，画家尚且如此，作家、剧作家更应如此。

　　因我父亲被列为“黑六类”，我曾连续两次参加高考，都在专业成绩第一名的情况下，不能被录取。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是黑龙江的农民们，用最朴素的语言安慰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一位朴实的大嫂把一碗鸡蛋放在了我的窗外，对我说：“冯远，别灰心，你还年轻，有机会”。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画了《秦隶筑城图》，画了很多当代农村人物系列、藏族系列、都市系列作品的原因。只有身处在那个环境之中，我才感受到、想象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何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这要求我们将画笔书写的对象真正聚焦到人民大众看似平凡、庸常却具有闪光内质的现实生活万象之中，聚焦到那些默默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奉献着的万千幕后英雄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音容笑貌之中。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到，正是因为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所以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作为文艺家，您今年仍然关注农民问题，请问您今年关注的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

　　冯远：我关注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国家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大城市之中。这几年来，脱贫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仍有很多农民，在城镇化的进程之中，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中国未来发展的后劲可能还是在农村。除了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还有一部分在城镇化进程中选择进城务工的农民，后者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农民工”。但是，我们不能让农民工的下一代成为“二代农民工”、“三代农民工”，那就太可悲了。脱贫的过程中，国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贷款、修房子等等，我想，“授人以鱼”的同时，还要“授人以渔”，关键就是要解决他们就业的根本问题。国内能够有机会上大学的青年，仍主要集中在城市，对于农民的子女，我建议把专科学校的功能强化起来，让更多适龄青年掌握一门专业技术，哪怕是果农、兽医，以专业技术养活自己，而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

　　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从冯远委员的身上，能明显地感受到他深厚的学养和自律的修养。他始终强调，如果一位艺术家没有学养，那么他只可能是艺术领域的一名熟练工而已。作为国画大家，冯远直到2012年，在他60岁之时，才为自己举办了个展——“笔墨尘缘”大型展览。“历史溯怀”、“传统追怀”、“苍生情缘”、“技道萦怀”4个部分近200件作品，第一次展示了冯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至今40年的美术创作历程和成果以及他在中国画传承和发展上孜孜不倦的探索。为何青年时代即已成名，却直至花甲之年才为自己举办个展？冯远说，从成为公务员的那一刻起，他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在他任职期间，绝不为自己办画展。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作品，有高原，缺高峰，您觉得创作出高峰作品的先决条件有哪些？

　　冯远：作品是文艺家的立足之本，创造高原高峰作品，只有热情和决心远远不够。文艺家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使作品的思想切实深刻起来、艺术精湛起来、技术精良起来。我们需要关注社会发展进步，我们需要激发独特的创意构思和充沛的艺术想象力，我们需要学会赋予作品丰富隽永的内涵，我们需要有宽阔的胸襟，我们需要敢于试错、废稿三千的精神……作为文艺家一定有学养、有修养、有知识、有关怀。

　　探取艺术堂奥，艺术家还需要克服自身的偏执与自恋、狭隘、怯懦和虚荣，以及怀抱“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志向，使自己先成为一个有深度和厚度的人，作品才能有筋骨、道德和温度。

　　记者：所以您一直强调学养、修养对一位艺术家的重要性，请您再具体谈一谈。

　　冯远：学养不完全等同于知识、修养或专业能力，它是在各个综合方面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一位文艺家遍读诗文、理论、名著，通晓自己所在领域之外的学问，成为饱学之士时，他对艺术的理解自然不同。常常只是一个作品的题目就能见出你的学养和你作品内容背后的丰富性。

　　我画过很多西藏组画，在上世纪80年代时，我画的藏民们穿着油腻腻、黑乎乎的衣服，帐篷里是烟熏火燎的场景，那时我是以旁观者的眼光远观他们；10年后，我在雪域高原上，看到人们穿上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衣服，我看到一个藏族女孩买了精巧的小镜子在画着口红，那一抹桃红色，是他们贫瘠生活中的一点亮色，也是与他们父辈、母辈的生活不一样的颜色；而再过10年，我画了《今生来世》，表现的是新西藏人在祭祀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原来我为这幅画取名《前世今生》，我想体现从旧西藏到新西藏的变化，前世是苦痛贫穷的，今天是美好光明的。但是后来，我将其改名为《今生来世》，因为藏民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每年都把粮食、钱物捐献到寺庙，而只给自己留一点点可以维持生活的物资，因为他们心中对来世、对彼岸有着期待。这中间所经历的，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学养的变化带来的艺术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作品能够让人有些回味，对人生、世界有些美好的联想，那么这一定是学养带给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