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头晕、恶心、无力、腹泻都是家常便饭。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是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钟扬这样说，开玩笑般的“轻松”。

　　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个物种，需要5000个优质的种子。往往，为了采集更多更优质的种子，钟扬和学生们一年至少行走3万公里……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一个夏天，他和学生们能采500个样。

　　如今，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湿度15%的冷库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来的时空飞船，将在80年到120年后，为那时的人们绽放生机。

　　一个个创举惊动学界！他们追踪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他的理想，是在未来10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1/3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钟扬有些“傲娇”地与学生共勉，这也成为他一生大写的标注。

　　党员本色

　　“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溢血，大脑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

　　上海长海医院急诊室一角，钟扬内心极度狂乱：工作上留下的那么多报告，要做的项目，要参加的会议，要见的学生……还没做好任何思想准备，自己就像一条不知疲倦畅游的鱼儿，一下子被抛到了沙滩上。

　　此时，钟扬的血压已可怕地飙升至200，他试图说话，想跟身边人交代什么，可口齿不清的话语没人能听懂；他试图安慰一下被吓坏的儿子，可右手已经不听使唤，用尽全身力气只能用左手摸摸儿子头顶。“孩子们也许不得不开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想到这，泪水禁不住浮上了钟扬的眼眶。

　　万幸，抢救及时。钟扬在ICU病房中缓缓睁开眼睛。短短几日，仿佛一生。脑溢血后第四天，他想了又想，摸索出让人偷偷带来的手机，拨通了原学生兼助理赵佳媛的电话。“小赵，麻烦你来医院一趟，拿着笔记本电脑。”

　　一头雾水的赵佳媛，见到了浑身插满仪器和管子的钟老师。“我想写一封信给组织上，已经想了很久了。”钟扬吃力地开口。赵佳媛在惊愕中忍住眼泪，在ICU各种仪器闪烁的灯光和嘀嘀声中，努力辨识着老师微弱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屏障？关键还是要靠队伍。为此，我建议开展‘天路计划’，让更多有才华、有志向的科学工作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署名：钟扬，于长海医院ICU病房。

　　人们原本期望着，这个常年每天只睡3小时的人，能因为脑溢血的警示，多休息一阵子。钟扬手机上，有一个停留在凌晨3点的闹钟，不是为了叫醒他起床，而是为了提醒他睡觉。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楼上，总有一盏灯几乎彻夜不熄，看门保安实在无奈，只好给钟院长开了“绿色通道”，特许他的门禁卡在整个楼空无一人时“来去自如”。

　　住院时，学生们轮流陪护。“张阳，你端盆冷水来。”凌晨1点多，钟扬轻轻把学生张阳唤醒，“你去用冷水泡块毛巾，水越多越好，不要拧干。”钟扬把冷毛巾敷在额头上，默不作声。许久，也许是看出学生疑惑，他长叹：这个点是我每天想事情最多的时候，现在不让我做事情，心里难受啊！

　　15天后，钟扬出院了，连午餐盒都没力气打开的他，在学生搀扶下，拖着“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级台阶，“瘫坐”在二楼办公室里。从这天起，他正式恢复工作。

　　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这个一顿饭能喝两瓶白酒的汉子，心一横，把酒戒了；可这个对青藏高原爱得深沉的汉子，无论医生如何警告，无论家人如何担忧，终究没“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进藏。我不去心里就痒痒，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

　　出院后，钟扬仿佛按了加速键，更加争分夺秒。不少人这样评价钟扬，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我还要去西藏，还要带学生”，他总是这样对妻子说。

　　离开ICU刚半年，他又进藏了。开始不敢坐飞机，就辗转坐火车。怕在家人那里“落埋怨”，就偷偷一个人行动。回来后，他惊喜又炫耀地对人说：看吧，我没事哎！

　　可他在西藏的朋友们心里难受，钟老师一下子苍老了很多，连上车都显得特别吃力，原来一顿饭能吃7个包子、3碗粥、4碟小菜，现在只能吃下一点点了！脑溢血后遗症也在钟扬脸上表现出来，扎西次仁心里难过，钟老师的脸跟原来不一样了，不像原来那么生动了。

　　很多人不解，他连命都不要了，到底想要什么？钟扬，他仿佛对一些人们热衷追逐的事从不在乎，又仿佛对一些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格外执拗。

　　多年前，他放弃33岁副局级的“大好前程”，到复旦大学当了一名没有职务的教授。直到去世，他的职级还是处级。

　　“搞科研嘛，不愿当官，写点论文，走点捷径，奔个院士总应该吧？”钟扬的学术成果300余项，早有资格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手下一批人干活”。可钟扬就是“不通世故”，非要撑着多病的身子去高原采集种子，“既无经济效益，又无名无利”。

　　面对“好心提醒”，钟扬一笑，用两种植物这样解释：原始森林里生长的北美红杉，株高可达150米以上，可谓“成功者”。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成功，矮小如鼠麯雪兔子，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群不起眼的小草担任“先锋者”，前赴后继征服一块块不毛之地。

　　这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植物学家，这样深情解释：“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奔赴祖国和人类最需要的地方，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植物给我的人生启示。”

　　名，钟扬看不到眼里，利，就更与他无缘。

　　他花29元在拉萨地摊上买的牛仔裤，臀部破了两个巴掌大的洞，自己找一块蓝布补起来，补丁又磨破了还不舍得扔。这样的“破衣服”，钟扬衣柜里还整整齐齐叠着很多件。几十元钱的帽子，一晒就褪色，学生嫌丢人，“在我们西藏，只有赶毛驴的人才戴这样的帽子”，帮他扔了，钟老师却捡回来一直戴着。

　　他的院长办公室里，座椅扶手磨秃了皮，材料边边角角的空白被剪下来当记事贴，桌子一角，堆放着档次不一、来自大宾馆小旅店的卷纸、一次性牙刷，水面高低不齐的矿泉水……他的妻子，同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至今还穿着30年前做的外套。他最心爱的儿子，在内地西藏班寄宿，一个月给100元零花钱，孩子每个月取到钱，还古道热肠地请藏族小伙伴吃凉皮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