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傅雷留法，原本是准备攻读文学的，然而，到了法国后，面对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他受到极大诱惑。说来奇怪，出国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西洋美术的傅雷，对西洋的造型艺术，绘画的色彩、线条颇有领悟力。于是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的同时，又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后来，傅雷结识了来自上海私立美专的画家刘抗，两人成了好友，一起住进巴黎郊外的一个家庭式公寓，经常结伴参观巴黎的博物馆、画廊，观摩古代大师的名作。

　　傅雷后来与美术结下深缘，除了自身的艺术慧根，与另一个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就是上海私立美专校长，大名鼎鼎的“艺术叛徒”刘海粟。

　　1929年春，刘海粟以教育部“特派驻欧洲研究员”身份来到法国，其时傅雷就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经友人介绍，傅雷成了刘海粟的法文老师、翻译。据刘海粟晚年回忆：傅雷教他法语认真而执着，当他准备付报酬时，傅雷当场翻了脸，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中国的美术事业。刘海粟比傅雷大十多岁，见多识广，对傅雷的学识和才华十分欣赏，于是他们结成了忘年交。

　　在刘海粟《欧游随笔》的系列文章中，傅雷的身影频频出现：1929年夏刘海粟率家人前往瑞士，先期到达的傅雷亲自赶到火车站接应，下榻友人白格郎的山间别墅。此后一个多月，他们置身湖光山色，写生采风，谈艺论道，其乐融融，傅雷还拍下刘海粟摘苹果的照片，称“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瑞士纪行》）。1929年9月28日晚上，刘海粟、傅雷、张弦等人聚集一堂，热议法国秋季沙龙的盛况。就是这时，傅雷替刘海粟填写了该年度法国秋季沙龙的出品志愿书；第二天早上，陪同刘海粟冒雨送画到熙熙攘攘的秋季沙龙办公室，申请者编号为7611；一个月后，刘海粟意外地接到了秋季沙龙入选通知书（《1929年的秋季沙龙》）。1929年10月2日，刘海粟、傅雷、张弦三人在观摩“现代巴黎画派展览会”时，获悉艺术大师布尔德尔逝世的消息，先是震惊，继而惆怅。傅雷说：“法兰西艺术界蒙丧。”刘海粟补充说：“那是，不但是法兰西艺坛的损失，也是全世界艺苑失了曙光。”两天后他们一起去布尔德尔在巴黎的工作室出席丧仪，瞻仰大师的遗容，傅雷走在前头，负责交涉，礼仪从容。另据刘海粟晚年回忆：在卢浮宫临摹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但丁的小舟》时，傅雷为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将此画的创作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使临摹工作顺利进行；1931年春，他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邀请办画展，作中国画学的演讲，傅雷根据他几句简单的“思想”，写出洋洋洒洒的《六法论》，使讲演圆满成功。

　　在《瑞士纪行》中，刘海粟这样写道：“我们要了解艺术家的口味与天才，他的所以爱好某种对象，某种色彩，表现某种感情的原因，一定要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当时一般思想中去找。为了解一件艺术品，必须要把当时艺术家的概况，周环和生活的情形极详密地考察出来，只要翻开艺术史的各重要时代，便可发现艺术之诞生与绝灭的原因。”这些论述与法国美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中的“种族、时代、环境”理论非常接近。当时傅雷随身携带法文版的《艺术哲学》，天天研读，做翻译的准备。他们的交谈中肯定少不了这个话题，刘海粟急用先学，将丹纳的理论吸收到自己的文章中。

　　据刘海粟晚年自述，傅雷当时也尝试过绘画、作曲、弹琴，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为此十分苦恼。刘海粟看出傅雷的才具所在，劝他不要再把时间花在创作上，集中精力研究美术理论、美术史，这样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傅雷听从了这个劝告。

　　当时的刘海粟，是傅雷心中的艺术偶像，傅雷视他为“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是“远征绝域，以艺者的匠心为我们整个民族争得一线荣光的艺人”。傅雷怀着虔敬之心，这样描写刘海粟在巴黎的朴素生活：“我有时在午后一两点钟到他寓所去，海粟刚刚从卢佛宫临画回来，一进门就我和谈他当日的工作，谈Rembrandt（伦勃朗——编者注）的用色的复杂，人体的坚实……以及一切画面上的新发现。半小时后刘夫人从内面盥洗室中端出一锅开水，几片面包，一碟冷菜，我才知道他还没有吃过饭，而是为了‘物质的压迫’连‘东方饭票’的中国馆子也吃不起了。”（傅雷：《刘海粟》）

　　然而，傅雷兴趣不限于绘画文学，对音乐同样如此。据刘抗回忆：在巴黎郊外与傅雷朝夕相处的日子，受傅雷的影响，他在音乐和文学方面获益不浅，他们经常一起上歌剧院、音乐厅欣赏音乐和歌剧，精神上得到很大享受。而据傅雷自己的自述，他是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之后，如受神光烛照，音乐慧根随之觉醒。在1934年3月3日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傅雷这样写道：“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夏朵勃里昂，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起。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可见，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对于青春苦闷期中的傅雷有着重要的拯救意义，正如傅雷日后告白的那样：“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至此，横隔在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对于傅雷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四面通透、气象万千的艺术空间在他眼前敞开。

　　五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结伴，乘坐“楠沙号”轮回国，抵上海时适逢“九一八”事变。算下来，在法国生活三年又七个月，对于傅雷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浓缩的黄金岁月，收获有——

　　第一，精通法语，熟悉法国社会，沉浸到法兰西文化风土的深处，为日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傅雷后来能够成为译介法国文学特别是巴尔扎克小说的首席巨匠，与此是分不开的。

　　第二，饱览西洋美术名作，探求西方美术的源流，奠定了美术批评事业的根基。从这个时期他发表的文章来看，年轻的傅雷已初步显示出艺术批评的天分。他的《〈艺术论〉译者弁言》分析丹纳的实证主义美学的得失，切中要害。他的《塞尚》对西方“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艺术作了高屋建瓴的透视，让人感受到一个东方学子与西方艺术大师的心灵共鸣。他1931年7月应法国美术杂志L Art Vivant“中国美术专号”之约撰写的《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从东西方美学的冲突与历史悖论的角度，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危机作了理性剖析。其中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对东西方美术差异性的阐述，以及对中国绘画美学特性的阐述，可谓独具慧眼。他的打通中西画学、构建中国画学体系的学术研究，也由此起步。

　　第三，通过研究西方美术，认识了中国绘画的美学特性与价值，正如他在家书中对傅聪写下的那样：“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我最早爱上中国画，也是在二十一二岁在巴黎卢佛宫钻研西洋画龙的时候开始的。”日军统治上海时期，傅雷闭门不出，潜心学问，在老画家黄宾虹的作品中，找到了精神寄托。黄宾虹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此时正以浑厚华滋、灵光四射的笔墨抒发胸臆，激励国魂，傅雷深为之折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世人推介。黄宾虹生平独一无二的个展——八秩纪念展，就是由傅雷一手操办的。为了这个展览，傅雷鞍前马后，事无巨细，鞠躬尽瘁，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解释黄宾虹艺术的《观画答客问》。傅雷对中国画的真知灼见，散见于写给宾翁的一百多通书信中，其对中国绘画的热爱和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傅雷当时曾预言：黄宾虹的价值，半个世纪后定为社会承认，这个预言如今已经变成现实。

　　第四，由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的启示，进入音乐的堂奥，以此为契机，日后成为中国杰出的音乐批评家、教育家，在一个特殊年代培育出钢琴大师傅聪，为中国争光。一部极富艺术慧思与人文情怀的《傅雷家书》，更是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实践了贝多芬的那句名言“音乐应当使人类精神爆出火花”。

　　第五，古典精神和现代理性的确立。傅雷属于冲动善感气质的人，假如不是到法国留学，饱受西方古代艺术经典和现代理性的熏陶，精神结构将缺乏制衡并容易走偏，从这个角度讲，留法对于傅雷意义非同小可。傅雷衡文论艺，从此获得坚实的基础，感性与理性获得高度平衡，思想锋芒潜藏于深厚的学养而历久弥新。这一切，在他编译的《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中有充分体现。此书超越时流，探本寻源，对文艺复兴初期至19世纪的十几位欧洲艺术大师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正如作者在《序》里自白的那样，他编译这部书稿，是有感于国人对西洋美术本质上的无知，好骛新奇者盲目追随西方现代诸流派，肤浅庸俗者一味模仿西方学院派，而对西洋美术的理论及其历史一无所知；他清醒地意识到：东西方艺术，技术形式不同，精神境界大异，制约这一切的是民族性的差异，在对西方美术理解未臻透辟之时，奢谈创造，是一句空话，唯有学殖湛深之士，惴惴默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这是极中肯的金玉良言。

　　第六，中西合璧文化人格的形成。傅雷成长于西化氛围最浓的十里洋场上海，出国前已初步接受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有了这些基础，留法后能迅速融入当地生活。经过四年的浸泡，他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法国化、西方化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精髓又不断地被激活，两者经过博弈对话融合，形成了他中西合璧的文化人格。这种文化人格，用傅雷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精神”的融合，只有这种人才能充当中西文化的桥梁，为人类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作出贡献。《傅雷家书》中有一句写给傅聪的话：“你能用东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达西方音乐，而仍旧能为西方严格的卫道者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确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些新的贡献。”

　　傅雷一辈子都怀念法国，怀念欧洲，希望有朝一日还有机会重游故地，这一念想通过旅居英国的傅聪，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1963年9月傅聪偕妻畅游瑞士、意大利、法国，傅雷亦随着他们而神游，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1963年10月14日在给儿媳弥拉的信中傅雷这样写道：“看到你描绘参观卢佛宫的片段，我为之激动不已，我曾经在这座伟大的博物馆中，为学习与欣赏而消磨过无数时光。得知往日薰日蒙尘的蒙娜丽莎像，如今经过科学的清理，已经焕然一新，真是一大喜讯。我多么喜爱从香榭丽舍大道一端的协和广场直达凯旋门的这段全景！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桥上的夜色，尤其是电灯与煤气灯光相互交织，在塞纳河上形成瑰丽的倒影，水中波光粼粼，白色与瑰色相间，我每次坐公共汽车经过桥上，绝不会不尽情浏览。告诉我，孩子，当地是否风光依旧？”

　　（作者：李兆忠，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