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郭红松

　　刘乃和（1918—1998），女，天津市杨柳青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留校，1947年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52年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从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陈垣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华大典》常务编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5000名人录》和《世界妇女名人录》。

　　刘乃和先生离开我们20年了，她是在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离开自己不愿放弃的事业的。她辞世前，先是在检查病情时跌倒在地，之后是卧床不起。再以后夜间高烧，找不到人，她的学生王明泽通过熟人送她到冶金医院急诊，之后我们再把她转到北医三院住院。在三院，开始我给她送饭去，她还高兴地说“真好吃”，过了三天，她就已经昏迷。这段过程，为时仅仅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四个月里，只要能够交谈，她对我不断说起三件事：没有完成的《陈垣评传》，打算系统梳理的《中国古代妇女史》，还有培养文献学的人才和古籍整理的质量。死亡总有一天会到来，没有什么可怕，但对于一位还想做很多事又完全可以做得比别人好的学者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乃和先生和颖民师（训诂学家陆宗达，字颖民——编者注）同在辅仁大学任过教，“文革”期间又一起编过《新华词典》。我做颖民师助手的时候，有好几次遇到关于历史典籍的出处问题，老师总是让我去请教辅仁过来的几位历史教授。乃和先生对史书烂熟于心，提供的书文和出处无须验证，从未有错，让我感叹万分又钦佩不已。

　　我常说，自己的很多长进是在和前辈师长闲聊中偶然感悟的；但乃和先生对我的影响并非偶然，很多是说者有心，听者也有意。

　　我是从乃和先生的论文里知道什么是“文献学”的，陈垣老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的几本书都不厚，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收获良多却没有认识到这几本书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初我读乃和先生写的《励耘承学录》，知道她在年轻时对中国古代典籍下的功夫。乃和先生告诉我：“必须有了独立的、系统的基础理论，才成为学科。如果只有古籍整理，那不叫文献学。历史学、训诂学都和古代文献关系密切，但各有所属，也都不是文献学。有了版本、目录、校勘、辨伪和史源学的独立理论和操作规则，文献学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这使我懂得，没有陈垣老的基础理论建设和乃和先生的实践总结，虽有文献，是不成“学”的，这也启发我知道了训诂学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乃和先生对做古籍整理的人不懂文献学和文字训诂学时常表示忧虑，常常提起关于古籍整理的质量问题。每次提起这个问题，她在开始时总有一句几乎成了口头禅的话“别嫌我絮叨”。她不止一次地说：“现在全国的古籍所都在搞‘大而全’，但是这么大的规模，又有多少人真有整理文献的水平？乾嘉学者整理古籍的都是些什么人？现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能用吗？不会把古籍都搞乱吗？”由于对当今古籍整理的人才问题与质量问题有所了解，我深深理解她的“絮叨”里含有的焦虑。正是因为有这种忧患，她对训诂学也十分关注。

　　1995年，我的《训诂学原理》要去参评一个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奖，乃和先生不经意间知道，主动说：“你从来没有送自己的书给我，我这里只有你和陆先生合写的书。把书拿来，我给你推荐。”过了几天，乃和先生打电话跟我说，她把推荐信写好了。推荐信说：“《训诂学原理》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训诂学专家王宁教授。80年代初，作者与其老师陆宗达教授所写的《训诂方法论》，被称为‘当代训诂学理论的开创著作’，具有极大的影响。《训诂学原理》是王宁教授在乃师去世后继承师说又一部专门阐发训诂学原理的力作。本书有很多新的创获，发掘出许多新的训诂资料，例如关于唐代李善注的征引训诂体式、清代沈家本的刑名训诂等，都是过去的训诂论著未能论及的。本书还以相当的篇幅，说明了在几个重要的领域里训诂学的普及应用问题。全书颇有可观之处。”不久，颖民师90周年诞辰，乃和先生亲笔写的题词是“训诂名家师承有自，发扬宏大后继得人”。她对我说：“‘后继得人’是对你说的。训诂太重要了，把它讲得好懂一点儿就更重要了。”在前辈先贤的眼里，文史的确是不分家的。也就是在她的启发下，我开始关注章太炎先生的《春秋左传叙录》等关于史籍的论文，直到后来《春秋左传读》公开刊行时，我也是抱着以“小学”通经史的信念带着学生去研读的。那是一个时代的学风——没有空疏的“小学”，也没有无根的史学，二者的结合是毋庸置疑的。一份推荐、一则题词，让我感到肩上担子十分沉重。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我和乃和先生的交谈有了另一个专门话题。这一年，我代表首都女教授联谊会去做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有一天，全国妇联黄启璪副主席打电话要我亲自去接乃和先生，请她牵头在一幅长卷上签名。启璪同志说：“临时接到通知要在今天晚上举行活动，太难为老先生了，刘先生是你老师，请你务必亲自代我们去接，通知得太晚，也替我们道歉。”当我到乃和先生家里时，她已经整装待发，那时她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但当我转达启璪的意思时，她摇着手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开，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随时候着，随叫随到，一个电话就行，何必麻烦你！”一上车，乃和先生就对我说：“你平常太忙，我得抓着你说点事儿。”紧接着她不停地对我说的都是《中国古代妇女史》的架构问题，她强调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妇女观和要重视从正史以外的典籍中搜集材料，一直说到我们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