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人，在焊接的世界里，他寻找到人生的意义

潘际銮：最强“焊工”

两年前，一张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骑电动车带着老伴李世豫在校园里穿行的照片在网上热传。这对神仙眷侣，羡煞旁人。受访者供图

　　接受采访的时候，91岁的潘际銮把手机放在桌上，手机屏幕不断亮起，微信新消息不断闪现。

　　看见记者好奇，潘际銮呵呵一笑：“这是我的新技能。”

　　拿起手机，点开界面、聊天、刷朋友圈，潘际銮玩得很溜，但目的是为了工作。“因为我工作一直没停，所以手机当然要用，要不人家跟你联系不上了怎么办？”

　　在这样的岁数，他忙些什么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忙着“问诊”，“我现在是个老中医，有疑难杂症找过来，就要出门问诊”。

　　刚过去的5月份，他就去了南京“问诊”。那里，他研制的爬行式焊接机器人，正在形成产业化。

　　除了爬行式焊接机器人，潘际銮脑子里还装着两个科研“小目标”：百万千瓦级核电低压焊接转子技术的优化，火电站700℃焊接转子项目，二者都是国家重大需求。

　　聊到这些，他开始滔滔不绝，从原理，到进展，再到攻关难点……有人要插话，他手一摆，“先听我说”，不愿别人打断。

　　“因为我最懂了。好像打个仗应该怎么打法，这个仗怎么指挥，我还可以上！”作为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他保有着自信。

　　“我作了贡献，我就高兴”

　　“老爷子，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

　　“我活到哪一天，就哪一天退！”潘际銮回答。

　　91岁的他，根本没打算闲着，而且还在与时俱进。

　　5月，他跑到南京看他研制的爬行式焊接机器人。20年前，他看到10万吨级储油罐等“大块头”无法通过机器翻动完成自动焊接，只能人工作业，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他就和团队用几年时间开发出一种“爬到哪儿焊哪儿”的爬行式焊接机器人。

　　这次调研，他关注机器人的成本，以及能不能在实际生产中派上用场。“如果能节省很多人力，而且焊接质量更好，我就很高兴了，我是一分钱不会拿的！”他说。

　　不为名利，只图个高兴，是这个“90后”四处奔忙的动力：“我作了贡献，我就高兴！”

　　作为潘际銮的学生，今年已81岁的清华机械工程系退休教授鹿安理曾劝过老师要多休息。潘际銮回答：“我这个人停不下来。停下来，反而健康不好了。”

　　跟潘际銮聊天，有两个高频词：“作贡献、成就感。”

　　这是他的人生观。

　　他这一生，在科研上硕果累累。清华大学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的研究和生产、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再到如今走出国门的“华龙一号”、高铁，都有他参与的身影。

　　1958年，为给国庆10周年献礼，潘际銮和同事们接下了制造6台高压蓄势器的任务。每台蓄势器壁厚要150毫米，当时国内没有150毫米厚的钢板，更没有能把这么厚的钢板卷成圆筒的设备。

　　怎么办？

　　潘际銮和同事们摸索出脑洞大开的做法：先用1层20毫米厚的钢板卷成圆形后焊接成内壁筒，然后用16层8毫米厚的钢板围着内壁筒由内向外层层包裹，使壁厚达到150毫米。内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最内层的圆度、层层之间是否结合紧密。

　　最终，潘际銮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

　　还有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铁。北京南站到天津站全程120公里，两条钢轨并行，共有3680个焊接接头，潘际銮和团队对每个接头的焊接质量和工艺进行监测，确保让列车“像滑冰一样滑过去”。

　　“华龙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机组，其中的汽轮机低压焊接转子堪称最强“心脏”。转子长达13米，直径超6.4米，重量300吨，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汽轮机转子。它运转时，每分钟转速高达1500转，要保证60年不坏。这一难题，也被潘际銮和团队攻下。

　　“潘老师思维完全没有界限。”2007年加入潘际銮团队的清华机械工程系副教授蔡志鹏说，一般做工程的，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越到后面，越会变得谨慎，但“潘老师觉得这个事情对国家有用，就敢想敢干，胆子特别大”。

　　“越难越有兴趣，如果是大家都会搞的东西，你去做，有什么意思？”潘际銮笑着说。

　　西南联大的传道者

　　雨水打在教室铁皮屋顶，声音过大，上课无法继续，于是，教授停课，和同学一起赏雨。

　　这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片段。今年年初，影片刷屏，也引得无数人回望战火纷飞年代中那座中国高等教育的“珠穆朗玛峰”——西南联大。

　　33687，是西南联大毕业生潘际銮的学号，对他来说，这所学府给了他最重要的启蒙和培养，在他90余载的人生中可称得上熠熠生辉，也是他最留恋和向往的精神地标。

　　1944年，“学霸”潘际銮以云南省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入读机械工程系。然而，他的大学开篇，却是“当头一棒”。

　　入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潘际銮物理不及格。还有一次，上物理实验课，等到快下课了，潘际銮却迟迟做不出该有的实验数据，情急之下，他编了一套数据交了上去。

　　物理助教一眼就发现其中的猫儿腻。“他的实验装置应该导不出这样的结果，所以他立马就发现了。”回忆至此，潘际銮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刺激之下，潘际銮把所有能找到的物理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拿来读通读透，要把难点搞清楚。“学术很自由，但是非常严格。”多年后，潘际銮对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格依然感触至深，“所以西南联大给我最大的馈赠，就是养成我的治学与自学能力。”

　　受到西南联大品格的浸染和熏陶，时隔40多年后，潘际銮打算在南昌大学这块实验田上播撒下有联大精神和基因的种子。

　　1993年，应江西省邀请，年过六旬的潘际銮搁下心爱的科研，携妻子南下，回故乡当校长。

　　当时还有个小插曲。有关领导因不清楚潘际銮的意愿，曾表示为了不影响他的学术活动和健康，哪怕挂名当校长也可以。潘际銮一听，立刻拒绝：“我最反感有名无实之举，要去就得有名有实！”

　　上世纪90年代初，江西省的高等教育处于“三无”状态：无重点大学、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南昌大学刚由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而成，实力也很薄弱。

　　学风不行，是潘际銮初到学校的感受。学生打台球的多、打扑克的多、谈恋爱的多，考试作弊互相抄……而教风也不容乐观，老师在外兼课严重，不重教学和科研。

　　潘际銮心中急迫。改革，势在必行！

　　他借鉴西南联大的治学经验，实行“三制”：学分制、淘汰制、滚动竞争制。

　　学分制，允许学生依据自身情况灵活掌握学习强度，学分修满，就可毕业；淘汰制，对成绩不好、严重违纪的学生予以开除；滚动竞争制，依据学生成绩轮替公费生和自费生名额。

　　方案一出，效果立竿见影，但是反对的声浪也同时袭来。尤其是开除学生，引来家长们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抗议。

　　关键时刻，江西有关领导给了潘际銮最大的支持，一句“开除了学生，我给他安排工作”，解决了潘际銮的后顾之忧。他顶住压力，放手行动，第一学期下来，就开除了二十几个人。

　　一套措施下来，学校学风为之一变。有天早上，潘际銮在校园里散步，发现校园里到处都是朗读英语的学生，心头一喜：“以前可是很少见学生起个大早念书啊！”

　　站在西南联大这片记忆中的理想国，对于当下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发声，潘际銮一直在坚持。

　　他描绘着心目中教育的样子：“好像一个人要往对岸游，想用什么姿势游，想花多长时间游，都要给他创造条件。这样才能把人才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