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以先生为首的革命学生开始抗议，逼得当时的教务长张正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及老师苏秉琦、阎文儒、宿白与学生进行对话。会上，先生等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却遇到了翦伯赞先生的一个“软钉子”：“同学们，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些人轻易是不出山的。如果他们不来，这些课都是没法开的。”

　　或许，正是因为此时先生的热血、勇敢和思辨能力，才引起了苏公的高看。其实，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已展现了超人才华。1955年暑假，他以初生牛犊之力写下两篇文章，分别就裴文中的混合文化论和李济的繁琐考古学进行了批判。他还写信给马寅初校长，讨论胡适在北大办学过程中的唯心主义倾向。

　　学生时代的先生像一枝幼竹，“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他拼命地汲取大地的养分，昂扬向上、生机勃发，尽情地伸展着枝叶。在先生其后的考古实践中，苏公给予他的指导、帮助和启发，可以说无处不在。早期的元君庙自不待言，后来的滹沱河流域、晋中、环渤海等中国考古学史上每一个重镇，几乎都是苏公理论的“张忠培实践”。

　　苏公是一位考古战略家，对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大手笔的思考与谋划。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汇报会上，苏公将考古学科比作佛教的丛林，讲了一通“佛、法、僧”的道理，我虽然听得懵懵懂懂，但也大致理解了，学科发展同样需要理论、制度和队伍。

　　正是先生其后在考古学科理论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获得的累累成果，才使我真正地明白了苏公的“佛、法、僧”。可以说，先生完整地继承了苏公的衣钵，如果说苏公是考古这个丛林里的一尊佛，那尊称先生为“护法”，决不为愧。

　　铁军

　　从进入大学的那天起，先生就结交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考古界尊称为“黄头儿”的黄景略。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试举一例：那时，先生从长春来北京出差，必住“黄头儿”家，只为做彻夜谈，有时因为孩子没人照顾，先生也会带孩子来京，交给“黄头儿”的夫人苏老师帮忙照看。

　　那时条件艰苦，“黄头儿”家也就富余一张单人床，夜深了，老哥俩儿就一颠一倒对头而睡，好在也睡不了几个小时。先生最早认识“黄头儿”是1979年，在河北蔚县的实习工地上。当时，学生们因为一点儿蝇头小事闹情绪，不干活了，无计可施的先生就请来“黄头儿”救火。

　　别看“黄头儿”其貌不扬，衣饰不华，但所有人都明白，只要你还想干考古，这个人就可能管你一辈子。于是，在听了“黄头儿”一番福建普通话的训斥之后，大家偃旗息鼓，蔫头巴脑地各干各活去了。

　　“黄头儿”与先生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互相扶持，互为成就，他们共同策划导演了这部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轰轰烈烈的大剧。正所谓“耸节偶相并，雪霜终不迷。应将古人比，孤竹有夷齐”。

　　1984年，成都考古发掘汇报会后，我随“黄头儿”与先生自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同行的还有贾峨、叶学明、张学海、杨育彬、李季等，那时走三峡到宜昌要三天三夜，船上的四等舱大通铺就成了这些人的会议室。

　　受苏公“佛、法、僧”理论的启发，两位亲传弟子“黄头儿”与先生领着大家，从讨论李季起草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开始，深入研究加强考古发掘管理及考古队伍建设等问题，收获颇丰。

　　自此以后，一系列“黄头儿”主导，先生全力支持并共同策划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84年《田野考古工作规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90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管理办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

　　这些规章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期间，“黄头儿”与先生还共同策划并举办了考古领队培训班，以满足日益发展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并解决了考古人员数量和质量都难以为继的问题。

　　为打造这支考古界的“铁军”，“黄头儿”和先生及俞伟超、严文明、郑笑梅、叶学明等培训班老师，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培训考核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一定要有淘汰机制，不及格者一定要重新回炉再训，第一期班就有四分之一的学员未通过考核。

　　培训中最为精彩的大戏是结业答辩，考官中“黄头儿”和先生一定是“鹰派”，与之对垒的“鸽派”代表人物则是俞伟超和郑笑梅。一场剑拔弩张的争执下来，胜利者往往是“鹰派”，而俞、郑两位先生更是泪洒胸襟。

　　关于这一折大戏，亲历者李季的评价最为中肯：“其实先生平素带学生古道热肠，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但凡有关学术、有关事业、有关信念，一定刚直不阿。苏公曾用北伐时叶挺的铁军激励兖州考古领队培训班。铁的纪律，铁的作风，看来最厉害的就是铁石心肠，慈不治军。”

　　此时的先生，事业蒸蒸日上，学业丰收在望，正如宋人咏竹词云：“虚心异草木，劲节逾凡木。化龙杖入仙陂，呼凤律鸣神谷。”

　　贞坚

　　最后，再聊聊先生的夫人马淑芹老师。她也是大学毕业，而且当年还是一位文艺青年，擅钢琴，喜歌唱，可自从嫁给先生，昔日浪漫不复。

　　马老师在坚持自己事业的同时，相夫教子，不仅一手将三个儿女养大成人，而且还承担了全部家务，保证先生一心一意在外打拼。当年，我们班上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说东北人每年入冬前，各家门口都要挖个菜窖，用来储存一冬天的蔬菜。有同学看到，马老师在自家门前挖坑不止，而身为“掘土专业”出身的先生却不动手、光动眼，专心蹲在菜窖边上做技术指导。

　　话是这么说，先生对马老师的感情还是令我们羡慕不已，特别是他从故宫博物院院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终于有时间能与妻子真正地朝夕相处。

　　记得前两年某日的一个午后，我去看望先生，因怕堵车迟到，就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几分钟，一进小石桥，看到先生和马老师散步回来，先生可能是腰疼，拄着棍儿半蹲在地上，马老师站在身后，轻轻地给他捶着腰。

　　这样一幅画面，在夕阳的映衬下，格外感人，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对先生而言，马老师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事业支撑、精神支柱。据先生公子晓悟讲，先生临去世前，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老马万岁，老马万万岁！”先生有福，能够依偎在亲人怀中，心心念念着至亲至爱的人远行，这最后的时光一定是温暖并灿烂的。

　　先生来北京后，我常去府上拜访，但马老师从不参与，顶多是进屋添茶续水，说几句柴米油盐，真正对马老师有所认识，还是在料理先生后世之时。所托一生的人溘然离世，马老师心中的悲痛，非吾辈所能理解，但在整个治丧过程中，她表现出来同先生一样的境界，在各界吊唁者面前说的是感谢，对后辈学生的恸哭给予的是安慰，对子女而言，她所表现的还是一片天，一片先生之后依然坚强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