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是一位祖国诗人。拿来主义令他回到了祖国,大堰河在中国那时候的语境中,是贬义的。如果说鲁迅对故乡还有点怀疑,艾青则坚决地回到了故乡。

　　招魂,从诗经、屈原就开始。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招魂在明清,越来越弱,到新诗,招魂这个传统才重新被复活。早期的新诗,招魂比较粗糙。我认为艾青达到了新诗的一个高度。他重新让诗实现了孔子讲的诗的几个功能:兴、观、群、怨……最重要的是群。群是什么,就是团结、共享、沟通,如果诗不能把一个部落的人团结起来,获得神灵的力量,那么诗就只有孤芳自赏。

　　今天的中国诗歌为什么如此孤立,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群,越来越成为自恋者们的修辞游戏。碎片化,就是物化,物就是彼此孤立不亲、不仁的碎片。碎片化的结果就是诗的小品化,诗不招魂,不群,它只是小品,修辞小游戏,小聪明。

　　艾青的诗,到今天,还是有一种被团结、召唤的号召力。这种群与西方诗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西方诗不在乎群不群,它是个人主义的,自我戏剧化。与上帝的关系是圣经教堂的事,诗人不管这个事,诗人管的是知识、图书馆。当然,最伟大的诗人也企图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在汉语中,“诗成泣鬼神”就是要扮演神的角色,是每个诗人的梦想。汉语的诗一旦不群,不再“泣鬼神”,诗人必然被孤立。

　　艾青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重新回到对汉语的信任。艾青回到了语言本身,重新用语言自身的光辉来文明。这是艾青最大的贡献。艾青对语言的要求是“纯朴、自然、和谐、简约与明确”,这是对语言的一种信任。一种现象学式的语言立场。语言自己会说话,无需修辞。他强调新诗的散文化。散文化不是新诗的弊病,而是新诗的合法性。艾青说:我生活着,故我歌唱。我认为他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他说,对世界,我们不仅在看着,在思考着,而且在发言着。中国诗歌曾经是看见的诗,“行人弓箭各在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是用眼睛看见的,有形有色的。苏东坡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也是看的。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的诗就越来越不看,成为陈词滥调的重复,只要掌握了一套古典诗歌的语词程序,就可以组合出各种各样的韵律。

　　艾青把新诗提高到了一个高度,他说诗要“明快,不含糊其辞,不写令人费解”的主题。不写令人费解的主题,不是说艾青要写简单,一看就懂的那种口水,实际上这里有一种哲学上的考究,他追求“大音希声”,这是对语言的信任,让语言自己说话,作者完全退到语言的后面,这是一种修辞性的匿名,“吾丧我”。就像木头一样,让那个木纹直接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