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所长带领下,我们的合影坚持了20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队伍越来越大,所以合影照片越来越长。”鲁晓利说。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李勇杰感慨万千:“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知识、科学、技术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从一个懵懂少年到医学专家、学科带头人,从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到理想的落地和生根开花结果,我的成长、收获,都拜时代所赐。”

　　“从痴人说梦到梦想成真,我多像那个奔跑在美丽海滩上的孩子,在被浪花簇拥到沙滩上的海货中,我欣喜地捡到了几枚色彩缤纷的贝壳……而环顾四周,这样的孩子还真多!”

　　10年前,李勇杰有感而发写下的这段话,今天看来,意味深长。

　　永远在路上:

　　“不安分”的科学家

　　20年磨一剑。

　　李勇杰率领的100多人的团队,已成为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全世界都响当当的“中国队”,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早在1999年就被国际机构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称号,成为亚洲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临床机构。

　　他还有什么追求?

　　“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天生就喜欢做点新的、不一样的事情。”他脸上露出几分孩童般的神气,“我希望被大家认可为一名科学家型的医生。”

　　事实上,当科学家是李勇杰从小的梦想,学医倒是偶然。

　　20世纪60年代,他出生在山西省大同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在那个“运动接运动”的特殊岁月,由于家庭出身“富农”,童年的李勇杰是一个“沉默、胆怯”的小孩,“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和孤独”。

　　但在他看似“少年老成”的外表之下,藏着一个有趣、充满好奇心的灵魂。他从小热爱自然科学,6岁时突发奇想,要用水流和水车制作“永动机”；唐山大地震后,他用漆包线吊着小锤,穿过圆环,只要一摇晃便会触发电铃响声大作,他对这个自制的“地震仪”十分得意；15岁时,爬上屋顶装天线,自制的“矿石收音机”居然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进入重教育、重知识的“科学的春天”。

　　“恢复高考,使得社会阶层重新恢复了流动的生机。”1979年,已获山西省物理竞赛一等奖的李勇杰放弃免试上本省大学的机会,选择参加高考,并且考进全省前20名,母亲那句“咱家能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让孝顺的他从此和医学相伴至今。

　　1991年,从山西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已在《脑研究》杂志发表两篇英文论文的李勇杰,看到了国内外尖端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强烈的求知欲让他“孤注一掷”,不惜卖掉了刚分配的住房,出国留学。

　　“我的成长、收获都拜时代所赐,如果没有赶上改革开放40年的黄金时期,我可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说,“因此我坚信,我这颗种子只有落在祖国的土地上,才是归宿,才能得到最蓬勃的生长。”

　　“改革所开启的机遇之门越来越大,个人得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几率也越来越高。”选择归国的李勇杰,确实获得了“最蓬勃的生长”——在他带领下,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不断追踪世界领域在功能性脑病方面的最新动态,改良技术方法,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范畴。

　　1999年3月,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同年又开展脑深部电刺激技术(脑起搏器治疗术)治疗帕金森病。

　　1999年5月,首例治疗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了成功。

　　1999年下半年,首例治疗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症等疾病的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

　　进入新世纪,在创造性地把手术的治疗范围拓展到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之后,他的团队又开始关注手术治疗癫痫和疼痛领域的工作……

　　“勇杰这一团队始终领跑着中国功能神经外科向前发展,从治疗帕金森到癫痫,再到疼痛……”山西医科大学刘玉玺教授说。

　　过去3年,北京功能神外研究所年平均手术量在1600台以上,一支各有所长、朝气蓬勃的队伍也成长起来——

　　张国君和遇涛专注顽固性癫痫的致痫灶定位和显微手术治疗；胡永生专长于慢性疼痛的手术治疗和神经调控；朱宏伟擅长神经脊柱和颅神经病；李建宇有20年的运动障碍病手术治疗经验……

　　2017年9月,功能神经外科华夏会议在京召开,20余位世界顶尖学者以及国内百余位知名专家如约而至。

　　李勇杰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研究所过去20年完成的世界最大宗运动障碍病手术病例总结:共完成手术治疗6467例,此外还发现男性患帕金森病的风险是女性的1.46倍,整体运动障碍病是1.45倍；发病年龄上,半数的帕金森病患者在53岁前发病,半数患者在61岁之前接受手术治疗。

　　李勇杰回国头10年,致力于把帕金森和癫痫的诊疗提高到国际水平,然后他又转而关注慢性疼痛的治疗。

　　“疼痛里最多见、危害最大的是椎间盘突出,我现在的聚焦点是如何做得更细致、更微创,与国际理念和模式接轨。”他说。

　　探索,一直在路上——

　　“科学,解决‘天’的问题；技术,解决‘地’的问题。我仍然看好外科手段对重度抑郁症等情感障碍的治疗前景,希望找到那把钥匙,打开天地连接之门。”他说。

　　李勇杰是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多次为医疗体制改革鼓与呼,他也身体力行:2014年,推动社会资本创办北京西典门诊部,让先进国家专科专病医疗模式落地生根,探索分级诊疗的新路径。

　　“医改已进入深水区,不仅需要张弓搭箭者的技能‘底气’,需要医改相关者的责任感,更需要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医疗体制改革有风险,医疗体制不改革更有风险。带着责任、勇气和担当上路,因为我们相信,历经曲折甚至凶险,我们终将收获荣耀。”李勇杰的话,说出了西典门诊参与者的共同心声。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和发展期许……于我而言,功能神经外科领域20多年的学习、研究、实践和教书育人的经历,对其热望更甚。”2018年,李勇杰带领团队将毕生所学和实践汇编成一本150万字的皇皇巨著《功能神经外科学》,“编著团队秉持纵向的历史梳理和横向的全球视野并重,理论阐释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希望借此脉络织就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全幅画卷,希望其成为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经典之作”。

　　“患有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的患者占总人口的10%以上,需要介入性治疗者达数千万,而能够通过外科手术获益的对象保守估计也有500万之多,这个数字大约是脑肿瘤患者的10倍。如此巨大的医疗服务需求不容忽视,历史性的学科发展机遇更不容错过。”他在前言中呼吁。

　　2017年10月,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朱宏伟、张佳星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国际神经外科界学术会议,发现这个大会“无论讲座内容还是前沿领域展示,功能和神经脊柱占比将近一半,大家都在立体定向、导航、人工智能等方面下功夫……”

　　“这个大会真正展示了神经外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中能看到我们的不足,也看到我们的地位。值得自豪的是,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许多工作走在世界前沿,相信在新的领域我们也会紧跟国际步伐,在神经脊柱专业做出自己的特色。”张佳星说。

　　面对成绩,李勇杰异常清醒。

　　“我们让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结出果实,在临床上甚至和国际同行并跑了。这里面当然有创新,但是脑深部电刺激技术是国外发明的,我们现在还缺少真正的原创性的发明创造。我们需要开创新领域、发明新设备,从创意、研发、市场开拓到资源整合方面入手,建立完整的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链条。”李勇杰说,“从量变到质变,这种可能性现在大大增加了。”

　　李勇杰透露,他的团队正在酝酿进行无创手术,“这是外科手术和治疗的下一步,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我看好它。”

　　《功能神经外科学》付梓之际,正是阿尔法围棋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高手的时候。

　　“大脑有600亿到700亿个脑细胞,如果把它们看成一个个星球,那么大脑就如同宇宙般无穷。”看好脑机接口的李勇杰兴奋地说,如果我们能与工程师联手,可能会连接人类想象力与行动力,“那将开辟功能神经外科全新的世界”。（本报记者 李斌、侠克、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