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向、方法、成果等也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著名学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汪晖先生，先后担任过思想文化领域前沿的代表刊物《读书》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等职务。他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本文以他个人的学术研究为线索，管窥40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成就。

　　学术家园：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能否谈谈您所目见、亲历和了解的学术界成绩？

　　汪晖：我是77级的大学生，从学生的构成、老师的构成，以及那一代学生对于学问、学术的思考、研究方式，77级都有着不一样的特点。当时是已经10年没有高考，所以同学中云集了10来年不同年龄的中学毕业生。这些人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我自己在此之前也短暂地做过工人，因为“文革”时期的学制较短，所以上大学时才18岁多一点。而我的同学当中，很多已经组建了家庭，他们的身份有公社书记、中学教务长、中学老师，还有当过兵的、做过干部的，等等。

　　77级的老师也聚集了几代人。“文革”后，很多老一代教师重新恢复了正常工作。除了我的父母这一代教师，还有很多相当于我们祖父这一辈的，比如我的硕士生导师章石承先生、博士生导师唐弢先生，当时都已是古稀之年。他们是“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学贯中西，主要以中国古典根基为主。我就读的扬州师院，在人文学科领域群星璀璨：古典文学方面，任中敏、徐沁君、蒋逸雪、孙龙父、谭佛雏、赵继武等先生都是造诣极高的老一代学者；现代文学方面，除了我的导师章石承先生（曾师从龙榆生先生从事词学研究，后在日本留学东京帝国大学）之外，曾华鹏、李关元、吴周文等是在国内学术界有影响的中年一代；语言学方面，则有王善业、李人鉴、刘如瑛、夏云璧等老一代人和其他中青年学者。这样几代人共同构成了当时的师资力量。这些老师，都是怀着极大的热情传道授业。

　　与现在相比，那时可读的书籍相对较少，教学条件也没有今天好，但是大学生那种强烈的求知热情是很少见的。我们每月的几块钱补贴都用来买书了。这种热情与我们读书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而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也决定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总是关注着社会的变迁，个人命运、社会命运、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重读了鲁迅。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时，全国范围内有一个研究的热潮。在围绕时代命题展开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重新阅读。

　　学术家园：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又到北京继续求学，那时您的研究路径是怎样的情况？

　　汪晖：我到北京读书是在1985年，当时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都是泰斗级的学者，贺麟、费孝通、苏绍智、任继愈、王明、马洪、彭泽益、李文治、杨益之等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班上的同学专业完全不一样，其中学经济和经济史的有一半，如今也都是学术界等各个领域的有影响力的人士：樊纲、左大培、王逸舟，等等。当时社科院有30多个所，博士生只有20多个，有的所里没有博士生。我入学时25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同学们朝夕相处，吃住都在一起，专业不同，学术讨论是打破学科边界的，这样的学术背景对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始终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的导师唐弢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那时我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学术家园：上世纪90年代以后，您出国访学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在入职清华之前，您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国外访学。这种遍及国外最有影响力的高校的游学经历是不多见的。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汪晖：我从本科到博士，没有到国外拿过学位。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出国的机会很多，在入职清华大学之前，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国外。我是从做访问学者到教书，造访了很多学校。最早是哈佛大学，此后又有两度较长时期在那里做访问研究或教学。我也在柏林高等研究院、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海德堡大学、爱丁堡大学、东京大学、瑞典高等研究院等担任研究员或访问教授，也多次去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访问。不过，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研究的大范围，即都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展开研究，同时这个中心不是单一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在持续不断的对话中，不断打开、寻找新视野的过程。求学过程中，会越来越发现，很多研究如果停留在单一视野下进行是很难完成的。比如2000年到2001年，我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遇到了两个读书小组，读书小组都是自动形成的，我参与其中。其中一个小组由历史学家组成，主题什么的非常丰富，我那时正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在这个语境之下，每次讨论都能获得许多启发。这些经验也是促使我来清华后建立文科高研所的动力。中国需要在自己的平台上展开高水平的学术对话。

　　我还有一个相对特别的经验，就除了治学、教书之外，还做过一些别的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末，总共10年的时间，我与陈平原、王守常合作编了《学人》丛刊，《学人》丛刊的创办得到了伊藤虎丸、尾崎文昭、高筒光义、高桥信幸等学者朋友的支持。从1996年到2007年的11年半时间里，我还做过《读书》的主编，涉猎很广。甚至中国戏曲、中国话剧的发展都组织过讨论。离开《读书》之后，我继续做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此前的这些学术经验都深化着我的思考。

　　近年，我调入清华大学，一方面邀请杰出学者在这个平台上互相交流，一方面让青年学者和同学能够在他们求学的时期就有机会与杰出学者直接接触。

　　学术家园：您的著作已被译成各国文字，还获得过很多奖项。

　　汪晖：著述被翻译为不同文字，也就有了不同的读者和对话者。这是一种幸运。我的著作中，目前被翻译成各种外文的有26本，到今年年底可能要超过30本。被翻译的文字有英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斯洛文尼亚文等。我的研究一部分是历史、思想史、文学，也包括一部分社会理论。我的研究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脉络，但前面谈及的多方面的对话，也对我的理论思考产生着影响。

　　当作品变成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地方出版，无形当中，读者就多了。他们对你作品的研究和回应常常是意想不到的。他们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与你的学术互动也是你意想不到的。

　　我在高校工作，除了研究之外，主要的任务是教学。我的学生之中，有来自意大利、日本、韩国、美国、苏丹等世界不同国家的，也有来自汉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等中国不同民族的。我所带的研究生分别来自中文系和历史系等不同专业，这些学生都非常优秀，我的确希望他们能够在一种深厚的学术互动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