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间长期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关系,安乐哲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是,中国在向世界介绍和讲述自己思想传统的过程中,没有“讲自己的话”,而是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理解和解读,“这其中有西方人的问题,也有中国人自身的问题。”

　　一方面,许多中国哲学经典最早是由传教士翻译、引介到西方的,这让这些文本从最初就被“基督教化”了。“‘天’被对照词典,简单翻译成‘Heaven’,就是‘上帝’；‘义’成了‘righteousness’,这个词我们只有去教堂谈论上帝的意志时才用,本意是做上帝要你做的事。”安乐哲说,这种翻译使儒学等中国哲学与西方宗教产生了关联,造成影响持久的误读。

　　另一方面,19世纪后半叶,东方国家照搬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你们的大学和学科使用的都是我们的框架和我们的词汇,很多现代概念都来自西方,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按照西方的价值和文化结构去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

　　譬如,哲学家冯友兰就曾在《中国哲学史》开篇写道:“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历史学家傅斯年则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和方式讲中国传统思想,“不是割离,便是添加”。

　　安乐哲觉得,自己与费孝通的思考路径有共通之处,“费孝通去英国留学后,发现西方对个人的理解与中国传统中对人的理解不同,他在《乡村中国》中说我们需要另外一套话语来谈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宗教和哲学,提出了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在做这种工作。”

　　从1993年至2009年,安乐哲与合作者重新翻译了一批中国哲学经典,他们在翻译中建立了中西两个文化语境,通过两个语境的比较对照,试图将中国哲学文本放回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去还原和理解,纠正早期传教士翻译带来的误解。

　　2017年启动、为期5年的“翻译中国”项目同样是在这一比较哲学方法论框架下进行的,安乐哲率领团队将中国杰出哲学家的主要成果译成英文,并把海外比较哲学与儒学优秀著作译成中文。

　　在西方,安乐哲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有力传播者与阐释者,当他来到中国,就又成为帮助中国学子向世界准确表达和讲述中国哲学的人。

　　现在,安乐哲一年要在北京大学开设3门课程,“下学期,我会开一门《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研究》课,目标是让年轻的中国哲学学者能够用英语讲述中国哲学,不是讲西方立场的中国哲学,而是用中国立场讲他们自己的中国哲学,让中国传统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并被西方理解。”

　　“中国年轻人的问题,是对自己的传统了解得不够”

　　安乐哲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断掉,因为它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混合性的,它会变通、能温故知新,是不断演化、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陈来曾经评价安乐哲,说他的重要贡献是“一个外国人告诉我们年轻的学生,应该再一次看到他们自己的传统。”

　　在中国,安乐哲时常遇到对儒学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抱有疑问的年轻人,他觉得“中国年轻人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的传统了解得不够,他们对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本质所在了解得不够。”

　　“想想这个问题:古罗马与现在的意大利有什么关系?古希腊和今天希腊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有一点,可是不多了。再想想中国的传统和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关系?”

　　安乐哲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断掉,因为它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混合性的,它会变通、能温故知新,是不断演化、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在西方,一些宗教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恐怖,可是中国的儒释道并不会这样。”

　　安乐哲提到,“儒学”的英文“Confucianism”是由英国在香港的第二任总督造出的词,听上去像是“孔子主义”,类似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等词汇,但他认为“儒学”并不是“孔子主义”或者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社会阶层对道统传承的提倡。

　　“儒学就是一种一代一代的传承,它认为我们有责任理解和继承前人传给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且不断扩大和丰富它。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模式,是今天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态度,将文化传统代代传下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安乐哲感觉,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一度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直到今天,很多年轻人一听到儒学,就说是陈旧保守的思想。可是变化在逐渐发生,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正在转变。

　　“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85年去上海,我记得看到的男女老少穿戴都差不多,吃的东西也差不多。几十年过去,中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发展迅速,是该到文化方面发展的时候了。随着经济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越来越自信,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越来越感兴趣。”

　　他把话题又带回了世界哲学大会,“所以在这个转折点,能在中国举办这样一个会议是很有价值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哲学不是用来烤面包的,但是哲学有它统领性的学术地位,很可惜的是,人类现在有点过分追求金钱。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哲学在中国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这些年,不时有人质疑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生命力与世界新文化秩序的论断,听上去太过“理想”,对此,他微笑以对:“可是理想不是做梦,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天最黑的时候,人们最需要理想。”（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