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人类学学者王铭铭，从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特定的学科视角，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整体研究的新思路。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疆域、民族与人口上延续了帝制时期王朝国家格局的国家，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与中华帝国历史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国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受到民族国家理论与现代民族主义知识的质询。王铭铭的研究为如何叙述中国这个主权国家内部疆域与族群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这方面，汪晖、赵汀阳、强世功、韩毓海等学者也做了很多研究。

　　比如汪晖，他在深入西藏、新疆等实地考察后，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从理论层面回应这些问题。他在研究后认为，中国是一个“跨体系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汉族体系，也有像西藏那样的少数民族体系。他其实是在强调中国社会内部族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整合性的中国新叙述的可能。

　　此外，与“文化自觉”相关的研究还有不少。不过，我认为它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直面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三农”问题、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等，尝试探询一种新的阐释和实践方案。我认为，作为一种理论实践，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是很有解释力的。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在知识界“文化自觉”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贺桂梅：那倒也不是，它还是一种比较前沿的研究，属于一种新的知识范式。不过，这十多年来，它从一个概念慢慢扩散成一种越来越为大家所认可、理解，并想要去实践的理论思路，变化还是非常大的。这方面我自己感觉就很明显。

　　本世纪初，我开始关注这个话题的时候，它还仅仅局限于知识界的一个小圈子内。2011年，我把自己对“文化自觉”的研究，写成一篇学术论文。不过，发表后几乎没有什么反馈。2013年，我又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仍然没什么人回应。

　　但最近这几年，这个问题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包括一些年轻学生，也开始对此表现出兴趣。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西方那套知识范式。总之，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正在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新思潮。

　　“‘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维，它不是简单的一种心态，也不是一种经济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前面你提到了传统文化热。你认为，它与知识界的“文化自觉”是一种因果关系吗？

　　贺桂梅：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只能说是互相呼应。应该说，它们都是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现象的回应。

　　传统文化热，是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民众心态变化的一种反映。它的现实处境是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变了，就有一种超越纯粹“现代化”的诉求而理解中国传统的可能性。但“文化自觉”和这种日常生活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理论，一种具有很强的批判性的理论，而普通民众是没有批判意识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衷，很大层面上是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

　　两者共同的联系，就是都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表现出兴趣和热情，特别是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只不过“文化自觉”有一套理论，它重视传统，但并不是要坚守传统。这和很多民众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两者的差别在于“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维，它不是简单的一种心态，也不是一种经济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官方一直在倡导“文化自信”。你觉得，该如何看待“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二者间的联系和区别？

　　贺桂梅：这其实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随着新的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国家形象，就必然要求文化建构的加入。近些年，中国政府在建构“国家形象”“软实力”方法做了很多的制度性实践，比如对“国学”的扶植、对儒学与孔子的重新塑造、借助传统文化提出诸如“和谐社会”等的政治构想等。

　　“文化自信”作为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可以说把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理解，“文化自信”是要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要对自身的文化价值充分肯定，同时抱有坚定的信心。这和“文化自觉”所提倡的中国主体性意识是一致的。

　　但“文化自觉”是一种学术理路，或者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原则。它不是简单地说你要自信，而是说你要明白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要去了解你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走向。这其实是一个更适合由学术来展开的领域，因为要把历史解释清楚，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文化自觉”有时候也未必就一定会倒向自信。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其实我们恰恰是因为没有“文化自觉”，所以才不自信。（《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总第872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