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7月14日在昆明植物园写生。本报记者周磊摄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信手涂鸦一顽童,机缘巧合入画途。以腊叶标本为依据,为植物志画插图。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既坐得冷板凳,也登得大山头。笔耕不辍六十载,一意孤行意未尽。

　　——曾孝濂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他“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60年只为把植物画活；他希望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科学的严谨真实、生命的从容淡定

　　有人把曾孝濂誉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他自己却不同意。

　　“在画家面前,我懂点植物；在植物学家面前,我就是个画画的。”79岁的曾老爷子笑起来像个孩子,他说自己是“半瓶醋”,画不怎么样,植物知识也不怎么样。

　　曾孝濂不喜欢“画家”或“植物学家”的称呼,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一直干到退休；60年只干了一件事——为植物画画；只有一个老伴儿相伴到老,只有一儿仅得一孙。要说有点成绩,那就是参与了《中国植物志》的绘图工作,又在退休后为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作了《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在采访中,只要聊到植物,曾老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眼睛里有专注也有天真。

　　小画种的使命

　　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是我国顶尖的植物科学画家。看他的作品,你会折服于其逼真和精细程度。

　　他笔下的植物栩栩如生,连最小的细节都和实物一致:他画的三七,连叶脉走向都有讲究；他画的杓兰,连上下半段的绒毛数量都有不同。

　　“植物科学画就像植物的‘身份证’,它是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它以绘画这一手法展现植物物种,甚至比文字描述更加精准。”曾孝濂打了个比方。

　　在植物学界,植物科学画有公认的重要地位,好的植物科学画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这种画不能有自己丝毫的主观想象。三个雄蕊你多画一个就不对,包括雄蕊上开孔的地方,是从侧面开孔还是顶孔开,都必须准确,这涉及植物不同属不同科的特征。”

　　作为植物学家,曾孝濂的作品严谨到经得住业界考验。他的一幅画能囊括几十张照片包含的信息量,除了根、枝、花、果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都有。

　　而作为画家,曾孝濂说自己也在力求把植物画美,不能变植物特征,他就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

　　“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是曾老的“铁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举例来说,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信息,但大景深却会虚化背景,一张照片不可能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但曾老的画却可以。”

　　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有固定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对该植物有表象认识；之后去原产地写生,观察植物生长；拿到标本后,进行全面解剖,比如清点花蕊、切开子房,直到对该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有一次他想画大蒜,但因季节不对,观察不到大蒜的开花过程。找蒜薹容易,找蒜花难,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寻蒜,终于如愿。

　　“像”与“生命”,是曾老创作的标准。像是起码要求,难的是表现生命。“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真正画出来。”

　　曾孝濂希望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科学的严谨真实、生命的从容淡定。“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现生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他说,这是小画种的使命。

　　45年为《中国植物志》绘图

　　1939年6月,曾孝濂生于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他自幼爱画画,上了中学又是班里画黑板报的主力。

　　1959年,高中毕业的曾孝濂以半工半读形式进入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绘图工作。时值《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领导见曾孝濂能画几笔,就让他去画标本。“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需要你在哪儿就给你拧在哪儿。”

　　曾孝濂没有想到,小时候的爱好竟成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他与植物和绘画的情缘,一续就是近60年。

　　中国有3万多种植物,要把它们编成书、绘成图,对于当时中国的312位植物学家和164位绘图员来说,简直是浩大工程。

　　“植物志、动物志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料。中国要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没有这些基本数据可不行。”曾孝濂深知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意义所在。

　　《中国植物志》的科学插图,主要是以腊叶标本为依据的黑白线描图,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绘画方法,重在准确传达物种信息。“我们画插图都必须有标本,没有标本就不能画,插图必须写上是根据某一号标本所画。”

　　曾孝濂在绘图员中不算优秀,他画画的方法也与其他人不同——除了像别人一样摹标本,他还坚持去野外写生,从活植物身上取材观察。他认为,树叶千面,需要画出生命,“我想把植物画活。”

　　正因为此,曾孝濂作画的速度要比别人慢,因为他每画一张图,都得先用铅笔打草稿,再给植物学家看,得到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他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的插图大抵如此。

　　比起天赋,曾孝濂更信奉全情投入,他加倍在后天努力上下功夫。他痴迷地钻进植物的世界,不停地读书、看画、临摹、摸索、实践。很快,曾孝濂熟记了各科植物的不同特征。

　　当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领导蔡希陶与吴征镒,对于曾孝濂“特殊”的工作方式很宽容,不但不催他进度,反而尽所能去帮他,还和他一起解剖植物。

　　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曾孝濂逐渐成长为一代植物科学画大师,画出了更加符合植物特征的层次感和真实感。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曾孝濂等绘图员和植物学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时间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最终,记载了中国共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编纂完成。全书共80卷126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

　　在2009年,《中国植物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虽然,获奖名单上没有这群绘图员的名字。

　　对于《中国植物志》取得的功绩,曾孝濂谦虚地说:“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名植物学家、164位绘图员,都是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功臣,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分子,我很荣幸。现在,164名绘图员已经过世大半,但大家共同的劳动都化作《中国植物志》保存了下来。”

　　能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曾孝濂觉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