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琴棋书画也不太好,聂卫平所谓“香港知名人士中围棋第一”的评语多半也是达不到的,但却已足够支撑他想象出“珍珑棋局”,写出苏星河、段延庆、鸠摩智这样风度各异的大棋士来。他也坦承自己的书法一般,专门做书家是远不够的,然而用来题武侠小说的封面,则又气象大不一样,例如“射雕英雄传”五字,题得颇有剑戟森严、长江大河的味儿。

　　他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造物,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造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意识交融的造物,是各种个人杰出的综合素质恰好拼凑齐全的造物。之前我说的这些条件,差了哪一个都不行,查良镛都不会变成后来的金庸。

　　他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做黄裳的人,这人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前半生都在埋头读书,主要是读道家典籍,从来没有察觉过自己的使命。等到书越读越多,才猛然融会贯通,悟出了许多高深的武功来,发现自己的使命乃是武学,于是提笔著作,写出了一部《九阴真经》。

　　金庸其实就很像黄裳,整个前半生都在为命中注定的一个目标而蓄力,自己却茫然不觉。直至稀里糊涂万卷书读罢,猛然发现绝世武功已经上身,这才顿悟了上天的使命。作为报人的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居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说家,并且是武侠小说家。从此,“九阴”出世间,江湖风云变。

　　所以,一个顶级文学家、一个传奇的诞生,是有多么惊险,多么不容易。我们现在常常探讨怎么培养大师,其实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是滋养出来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呵护水土,静静等待,除此无他。

　　三

　　对于金庸作品,我们很容易读“浅”。

　　因为它的面目长得太不像经典。经典必须矜持、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可作出取悦人、引诱人的媚态,但是武侠小说取悦人,甚至步步诱惑人深入。它们拥有大量读者,而大众的品位是需要警惕的,批评家们有理由这么认为。

　　在几十年前,金庸刚刚“登陆”的时候,我们的批评家是紧绷的、紧张的,文学同行们许多是抗拒的、逆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执着于一些条条框框的问题:金庸是“旧文学”还是“新文学”?金庸是“进步”的,还是腐朽的、麻痹人的?

　　我的读者告诉我,当时他们老师布置的任务就是要大家写作文批判金庸。在我的中学,有一位班主任查到学生读金庸武侠,便勒令其写检讨,宣誓和金庸一刀两断,并且要割破手指头,按血手印。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是可以上头条的。

　　金庸写文调侃过台湾武侠作者的俗套,说必定是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侠士,父母为仇家杀害；必定许许多多女侠都爱上了他,侠士一定中了什么迷药,和一个女侠“铸成大错”；这少年侠士一定得到前代异人留赠的武功秘诀,遗书之中一定有“留赠有缘”四字,等等。话是不错,但其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免俗套,甚至许多“俗套”还是他首创。比如跳崖总也摔不死,张无忌、段誉就都跳过崖,并且捡到了秘笈。

　　想要在这种“俗套”中造就经典,铸成丰碑,相当不容易,很考验查良镛。

　　他的小说最初的主旨,不外是所谓“演任侠好义,总群爱国之旨”。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就是一个丰神俊朗、书剑江山的少年侠士,立志驱逐鞑虏做好汉。当然,这部书里能看出来这作者野心极大,书写的地域十分辽阔,从江南直到回疆,从钱塘潮写到大漠风沙,人物也是庞杂众多,连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都跑出来了。光是红花会当家一写便是十四个,也不怕吃力。和后来的作品比,这部书明显稚嫩,刻画人物像是先勾了墨线,再郑重涂上水彩,仍然是二维的。直到了第三部《射雕英雄传》,金庸小说境界遂大,感慨遂深,黄蓉、郭靖、黄药师、周伯通等这一批人物壮丽登场,这才有夏济安的感叹:真命天子已经出现。

　　而到1961年,金庸写出了所谓“射雕三部曲”时,他已经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看一个文学创作者的高度,有时候可以看他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民族的血脉。比如只要听到一句“床前明月光”,但凡会说汉语的华人大概多半能顺口答出“疑是地上霜”,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脉。又比如今天读过《红楼梦》的仍然是少数,但只要说一个女孩像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像贾宝玉,国人便会自然明白,不需要任何注释。

　　金庸不知不觉做到了这一点。哪怕一个人从来不看他的书和影视剧,也可能用到“华山论剑”“左右互搏”这样的成语。形容一个女孩子像黄蓉,国人多半会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释。而假如说一个阿姨像灭绝师太,她哪怕没看过金庸,也多半便要大怒。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极大的殊荣,是足可以让人顶礼的成就。他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基因,和我们的文化血脉一起流淌。

　　然而金庸在还写出了另外三部,所谓“三杰作”,就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

　　四

　　这里说一下《笑傲江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诗,曾经在国内非常流行,就是:

　　生命可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其实这一首诗,真的可以拿来当金庸《笑傲江湖》的主题诗。它的主人公——令狐冲,就恰恰遇到了诗歌里的困惑:“要爱情,还是要自由?”

　　在书上有这样一个情节:令狐冲希望能和任大小姐在一起,得成眷属,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条件很明确:必须加入日月神教。为了爱情,牺牲自由,行不行?令狐冲的最终决定是不行。

　　因为“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话,他说不出口。天天跪拜磕头违心拍马,他做不到。他说:“她(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岂不是枉自为人?”“甚么‘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甚么‘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

　　令狐冲就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典型。

　　令狐冲曾经有过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一次,在恒山悬空寺,少林方丈问令狐冲:为什么左冷禅(野心家)恨你?令狐冲说:因为晚辈总是阻挠他的大计。方丈追问:你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令狐冲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用书上的话说就是:

　　令狐冲一呆,一时难以回答,顺口重复了一句:“我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左冷禅的“大计”,乃是要合并分散的五岳剑派,统而御之。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对。何况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合并”往往代表着正确的潮流,代表着积极和进步；而“分散”则往往代表着倒退、混乱、破坏和无秩序。那么令狐冲为什么要破坏左冷禅的大计?

　　写书到此时,金庸虽然也不过才四十四五岁,年方壮盛,但已然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笑傲江湖》已经是他的倒数第二部书,他对武侠主题的探索和开拓已经到了更深远、微妙的地步。

　　之前他的那些主人公,不管是义薄云天的郭靖,冷傲偏激的杨过,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豪迈过人的乔峰,都有着明确的人生使命,做事情都有着充分的理由,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斗。

　　例如郭靖就曾当面明确回答过忽必烈的疑问:郭叔父为什么死守襄阳?答案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说“郭某一腔热血,是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而换了爱情至上的杨过,他又是为什么而抗争呢?乃是为了和姑姑在一起。

　　可等到了令狐冲唱主角时,此公居然糊里糊涂,似乎全然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战斗。面对方丈大师的问题,他思索了半天,最后回答的大意是:左盟主让我感觉不好。我就是反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