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金庸,感到无从下笔。恰好今天看到这样一段话:

　　“金庸的小说,和真正的大师,如博尔赫斯、布尔加科夫、略萨、马尔克斯相比,只能说是二三流水准。他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结,缓解了他们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当下的无力感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一次次有强烈代入感的头部按摩之后,让破裂的人生找到一颗颗可以缝缀的补丁或者几瓶可以粘贴的胶水,或者片刻虚妄的充实。不过,感谢金庸给我们饥饿时提供的粮食——那些被王朔戏谑地称为‘馒头’的东西,感谢他如此有毅力、如此耐心地、一气呵成地蒸出的十五屉馒头。谢谢大侠,一路走好!”

　　可以想象,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怀念金庸的时候,在各种熟悉和不熟悉金庸的人都喊“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时候,有一些人感到逆反,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确是意愿诚恳的探讨,我们就必须要正视一个文学现象:

　　金庸开笔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在1955年,距离今天已经63年了；他完成最后一部书《鹿鼎记》,是在1972年,距离今天也已经46年了。尽管他才刚刚辞世,但他的创作已经是大半个世纪前的事情。

　　他蒸的如果是十五屉馒头,那么这十五屉馒头已然被人津津有味地吃了大半个世纪,而且还在吃下去,罕有别家的馒头造就过如此盛况。这事如果发生在餐饮行业,那么各路晚辈美食家不应该恭恭敬敬地研究膜拜吗?

　　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风云激荡,时局变迁,文艺的沙海中千淘万漉,人们的口味变化巨大。多少曾经喧嚣的声音都沉寂了,多少曾经璀璨的星辰都暗淡了,但金庸席卷华人世界直到今天,并且还会继续下去。面对这样壮观而独特的文学现象,后生小子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点谦卑和尊敬?

　　回到文学的探讨中。什么叫“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结”?《水浒》就是这样。什么叫“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当下的无力感之间的剧烈冲突”?《红楼梦》就是这样。所以这些充满心机的文字,不能成为否定文学价值的理由。

　　二

　　我以为,一个一流文学家的诞生,不管对于世界上任何民族而言,都是极为不容易的,好比沧海得珠,是值得该民族放鞭炮庆祝的幸事。

　　拿金庸来说,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的出现?略一分析,我们也许就会高呼万幸。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浙江海宁,中国之“大”滋养了他。这个“大”包括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民、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倘若他不是生在这样一个“大”国,他的作品也许不会是后来这样的格局。同时这个“大”还指大的时代,他在一个风雨飘摇、变化剧烈的大时代出生和成长,沧桑的时代造就文学家沧桑的心灵和笔触,这都是对他的滋养。

　　除了“大”,滋养他的还有“洋”。金庸的父亲是震旦大学的高材生,有早期的新派人士气象,他家要过圣诞节的,父亲给他送的圣诞礼物是狄更斯的作品《圣诞颂歌》。当时有几个孩子有这样的礼物呢?我到今天都没有读过《圣诞颂歌》。我家里有一本,是出版社送的,包装精美,说起来惭愧到今天我都没有拆开过。

　　所以金庸不是一个完全土产的中国才子,而是一个洋才子,他自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感染和熏陶,他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也和这一点分不开。

　　后来,他幸运地被《大公报》派在香港,得以把写作的书桌安放在香港。像他此后开的栏目名“北望神州”一样,他得以在一个大时代中执笔北望神州,酹酒滔滔,沉吟感慨。而且在当时华人世界的其它角落都没有写作武侠小说的条件,香港却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才使他得以灵感奔涌,肆意挥洒和铺展才华。

　　他又碰巧当了多年的报人、记者。这份职业让他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面,接触到更多的人群,对人性有更多的洞察。后来他小说中展现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许多都与此有关。他居然还做过电影导演和编剧,把戏剧中的种种手法都移植在了小说创作中。

　　他读的书,不少也不多——所谓“不少”,乃是说已达到了肇建一个独立世界所需的基本元素的总量,而不致被普罗大众所看穿；所谓的“不多”,则是个相对的概念。就比如《倚天屠龙记》里,和杨逍相比,范遥和空智所会的武功就“不多”,事实上两人一个是“七十二绝技得其十一”,一个是“自负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在绝对数量上仍然是多的。

　　“读书不多”在这里是个褒义词。如果金庸读书再多一点、知识再系统一点,甚至从小就经过经史典籍的严格训练,他或许能把那篇《袁崇焕评传》写得更好,但小说的精彩程度恐怕要大打折扣。扫地僧说的所谓“知见障”和“武学障”,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

　　同理,他的诗词也不太好,做一流诗人是远不够的,但在小说里,却足以写出“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和“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这样的回目词,足以应付出一个“桃花影落飞神剑”这样的美丽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