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在干什么呢？”著名的石油炼制分析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汪燮卿告诉记者，他在研究“路和油”的问题，那时的柏油马路因为沥青不行，夏天流油，冬天龟裂，他的任务是分析大庆油能不能做高速公路的沥青，用哪个油田的原油作沥青好。

　　“现在高速公路的沥青非常好了，我们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出口。”汪燮卿说，1978年，中央很明确，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展科学，现在国家的变化和进步太快了，这是千百万人千辛万苦共同劳动的结果。

　　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创新就是劳动，成果就是荣耀。舍得下苦功夫，不惧下笨功夫，汪燮卿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主持研制成功具有独创性的用重质原料生产轻质烯烃和高质量汽油的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功符合DCC（以重质石油为原料生产气体烯烃的催化裂解技术）等工艺要求的系列催化剂并实现了工业化；指导研制成功钛硅分子筛作氧化催化剂并实现了工业化应用。

现场指导研究人员（图片来源：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读书救国 走上科学之路

　　汪燮卿出生于1933年，祖籍安徽休宁。休宁属古徽州府，在江浙一带，从徽州出来经商的人很多，素有“徽帮”之称。汪燮卿的父亲就是刻苦耐劳的“徽帮”一员，他从做学徒开始了经商生涯。汪燮卿没有延续父亲的经商之道。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抗日战争爆发，校门上的“读书救国”四个字深深留在了他的脑海里。从那以后，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的愿望，就在他的心中逐渐形成。他在教科书扉页写下了岳飞的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951年，18岁的汪燮卿考上清华大学。而他之所以选择读化工系，则是因为中学上化学课的时候，老师带他们做制肥皂的实验，将油腻腻的牛油和烧碱反应以后怎么会变成能洗油腻的肥皂呢？这使他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汪燮卿很幸运，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率先走出国门的人。1956年，中国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派出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深造，因为表现优异，汪燮卿被派到民主德国留学。留学需先过“语言关”，此前汪燮卿一个德文字都不认识，而到了国外，德国老师不会讲中文，于是大家在前一天晚上备课把德文单词查出来，上课就在比手划脚的条件下学习。一年的语言学习期结束，汪燮卿已经基本上能够讲德语了，随后他被分配到麦塞堡化工学院莱勃尼茨教授的门下作研究生。

　　初次见面，莱勃尼茨要求他先补两年大学的课程，汪燮卿对此很不理解，他和两位同学一起找教务长曼雷教授“谈判”。曼雷说道：“你们如果只想带点技术回国，就好比用剪刀剪点资料拿回去，那容易得很。但这不是我们培训你们的意图，我们是要你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的脑袋，打好基础，为国家作贡献。”“谈判”彻底失败，只有认认真真地补课。

　　多年以后，汪燮卿回忆起当时的补课，深有感触地说：“那段时期的补课为我以后搞专业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德国人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甚至刻板，让我受益匪浅。”

　　经过近五年的留学生活后，1961年，28岁的汪燮卿成为了麦塞堡化工学院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回国后，汪燮卿被分配到石油科学研究院。

　　从1961年到1986年，汪燮卿一直从事军用油品的分析工作。1972年，上级领导要他参加马王堆出土西汉古尸千年不腐之谜的研究。汪燮卿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到现场调查研究，通过用多种仪器综合分析，发现女尸防腐棺水中含有硫化汞（中药叫朱砂），说明汉代已把它作为药材或防腐剂来用了。马王堆西汉古尸之谜的研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勇挑重担 开发催化裂解新工艺

　　“可以把我这85年划分成前45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汪燮卿说，前45年比较动荡，改革开放以来的后40年国家强起来了，人民富起来了，中国进入尊重科学、倡导法治、遵守规则的时代。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相继发现了多个油田，我国石油供应实现了自足，并且还有富余，当时中央提出要用好我国一亿吨的原油。由于我国生产的原油轻组分少，难以兼顾汽、柴油的生产供应与为石油化工提供原料，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用重质原油生产乙烯和丙烯。该项技术的开发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1986年，时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汪燮卿被委以重任，主持开发重质油生产轻烯烃这个重大课题，“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临危受命，应该义无反顾”。

　　“重质油生产轻质烯烃，这就是走中国的科技发展道路。因为我们的原料性质、市场需求决定必须开发这个新技术，它是我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自行开发的一个技术。”汪燮卿说。

　　汪燮卿担任这一重大科研课题的矩阵攻关组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组织、主持并亲自参与了DCC以及配套催化剂的一系列科技攻关工作。

　　他着手主持了研究课题技术方案的论证工作，制定了技术研究总体方案和研制任务书。首先调整科研方向，适时地将石科院相关研究室科研重点转向该研究领域。果断停下了研究室已开展的另一项科研探索课题，将研究室有限科研资源向该研究课题集中。

　　创新研发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生产技术的专家，工程设计的专家，工艺开发的专家，也有催化剂生产研究的专家，大家凑不到一起去，吵得一塌糊涂。”汪燮卿说，他性格比较冷静，每当争执到顶点的时候，都让大家先冷静下来。“你挑谁的毛病都可以，你把每个人的优点收集起来，形成完整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果实，就是我们前进的基础。”

　　1990年11月，开始进行催化裂解技术（DCC-I型）的首次工业试验。工业试验初期，开车不是太顺利。汪燮卿就召集现场各方面专家，釆集数据，分析操作，寻找原因，商讨对策。当时该试验万众瞩目，首次工业试验成败关系重大。那时现场技术小组的专家们去车间分班倒，聚在一起碰情况、讨论技术问题一天几次。他带队同大家一起吃住在企业，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每天必到车间，掌握第一手资料。有时上、下午一次还不算，吃完晚饭还要进车间“溜一圈”。未进油前，装置运行一度不太正常，在停下来和继续运行两难境地，到底下一步怎么办？需要有人果断决策和担责。那次关键会议从晚上12点讨论到凌晨4点，各路专家也拿不定主意，汪燮卿静心聆听大家意见，最后还是他陈述了理由，拍板决定：“工业试验不能停。装置暂停下来，按修改方案再开车。有什么责任我来担。”第二天，经过短时间的操作调整，结果装置再次按试验DCC-I型方案开车运行渐转顺利。

　　“他考虑问题非常的细致和深入，一般不武断否决别人意见，也不轻易发表意见，但是一旦作出决断，就必定是深思熟虑的。”石科院原副总工程师蒋福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