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王琦、陈菲)大雪节气的北京,寒风凛冽。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却温暖如春,气氛热烈。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改革开放40年全国人大立法与改革采访座谈会。座谈会主角,是40年中国立法进程的四位亲历者:

　　杨景宇,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

　　胡康生,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

　　乔晓阳,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

　　张春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

　　“四位元老级的立法巨匠,亲历40年来法治建设历程,参与或见证了重大决策和重大立法。”面对现场25家媒体记者,主持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李连宁的介绍,让大家倍感期待。

　　四位年龄加起来超过300岁的“立法巨匠”,精神矍铄,40年人大立法的点点滴滴,在他们中气十足的话语中,像一幅画卷,铺展开来。

　　今年82岁的杨景宇老人,曾亲身经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开局。

　　他介绍,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一成立,就着手制定当时急需的七部法律: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当时条件真苦啊,热情却真高啊!没有电脑,打字员就用咯噔咯噔响的设备打字,人大机关没有印刷厂,我就凌晨送到公安部那边去印刷,告诉他们早上8点前要送回人大。”他说,那段岁月,只争朝夕。

　　1979年,这七部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由此,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希望。

　　“难忘开头啊,我印象最深的,永世难忘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后民主法治从什么地方开始!”杨景宇说完,大家不由地鼓起掌来。

　　如今,对专利的保护,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然而,参与起草专利法的张春生介绍,20世纪80年代起草该法时,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

　　“有反对的声音,理由是不立专利法,就能‘一家花钱引进,百家使用’,为此,当时有位同志写了很长的论证文章,立论就是不搞专利法。”

　　后经多方努力,专利法于1984年审议通过,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当时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说,中文真奇妙,用六十几个条文把三个专利说清楚了。”说到这,张春生难掩兴奋,“这个法实施第一天,国内外申请就达3455件。”

　　刑诉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也是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时代发展,1979年审议通过的法条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情形。

　　“当时有个案例,收容所的警察都换了好几个了,被收审的人还关在那里,因为关的时间太久,结果谁也弄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被关进来。”曾参与90年代刑诉法修改的胡康生说。

　　疑罪从无,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改革法院庭审方式……修改后的刑诉法,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

　　“当时领导出访,听到好几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都在称赞中国刑诉法的修改是人权、法治的一大进步。”胡康生介绍,随后立法机关又趁热打铁,于第二年修改了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等原则,取消了三个“口袋罪”……

　　“改革开放40年,我参与立法工作只有35年,比他们资格都浅。”乔晓阳以这句自谦的话,开始了他的讲述。

　　他用“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这句俗语来形容立法法通过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打架的情形；用“鸭子浮水”来比喻曾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情况；用“既好看又好吃”,来讲稳定性、可行性、前瞻性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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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述那段“民告官”立法的经历时,他还请坐旁边的杨景宇“出马”:“景宇同志亲身参与了当时的立法,请他来讲一讲。”

　　据杨景宇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在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时,涉及港监部门能不能成为被告的问题。当时的一位交通部领导说,他在海上跑了多年,当过大副、船长,美国、日本港监部门的行政处罚都是不能告到法院的。

　　“为此,我回家连夜查国外的资料,发现那位领导讲得不对,是可以告到法庭的。”说到这,老人还举了举他带来的资料。

　　眼看着时间已近中午,主持人提醒了一下时间。但很想把故事都透露给记者的杨景宇老人说:“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啰唆,但我保证20分钟内讲完,给大家吃饭的时间。”

　　在场的记者们发出了会心的笑声。老人讲了整半个小时,大家仍听得入神。提问环节,几位讲述者凝神倾听,把记者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铅笔尖在纸上快速划过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听来格外清晰,他们的回答也如法条般条分缕析。

　　采访结束,走出大会堂时,已是华灯初上。

　　回味这一天,意犹未尽。记者听到的,不仅是40年法治进程中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立法故事,更体会到了立法人身上的那种严谨细致和澎湃激情。

　　在几辈立法人不懈努力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立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发展。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改革永无止境,立法也是这样,相信我国的法律体系会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乔晓阳对新华社记者提问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法治进步的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