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对于老舍，对于读者，最为惋惜的是，老舍悄悄于1961年底动笔的《正红旗下》在写了个鸿篇巨制的开头之后，便束之高阁。其实，老舍在30年代已有了以清末的北京社会为背景，写一部自传性家族小说的构思，立意把它写成满人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和清末中国社会历史的写真存照。《正红旗下》用第一人称；故事的叙述与铺陈舒缓、老到，不温不火；语言纯熟、干净，内蕴十足；人物和结构尚未成型，却已呈现出壮阔、高贵的态势。可是，它终于没能成为老舍积40年文学创作之功的压卷之作，没能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史再奉献一部或可成为杰作的经典。

　　显然，老舍不属于情感类型作家。如果他的创作只单凭直抒胸臆式的铺陈宣泄，那就太浪费了出类拔萃的写作才华。像老舍这样有着深厚扎实的生活积累，对人生百态、世情千姿的观察体味敏锐细致、精微独到，对语言的运用又几乎游刃有余的作家，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他并非一个渊深广博的学者，可他对生活的学问，有哪一个书斋里的学究比得了呢？读老舍的小说、散文，阅读口味似乎永不会因时过境迁变得迟钝，那里面有一种被激活了的生命力，能随时打开读者的感官，令人痴迷入醉。这种阅读上的愉悦，不会被遗忘。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写出了《骆驼祥子》《离婚》和《茶馆》的老舍已经不朽了。

　　老舍的自由全在写作里，他喜欢拿“文牛”“写家”自喻，无法忍受没了写作的闲在与自由。他打趣说，连写史诗的荷马都有打盹的时候，自己不敢保证一辈子都写得好。他是那种抱定为文艺而生，亦为文艺而死的纯净文人，心甘情愿自取精神思想上的烦恼。他管这叫“大愚”。

　　老舍用文字绘画的丹青妙手，勾描人物，涂抹风景，无论笔墨或浓或淡，那力透纸背的功夫，那神气活现的韵味，一看便知只能是老舍的。

　　光把写景文字堆到一起不是本事，这样的文字常只有华丽辞藻，而无生气。老舍当然是把景语、情语谐成一体，浑然天成。他激活文字的方法，是那般如锥画沙，不落痕迹。他在《想北平》一文中，抒写对这座文化古城的深情眷恋，一处景便渗出刻骨铭心的一缕情，他想“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

　　老舍在《我的母亲》这篇叫人啼泪的挚情之作里，“絮叨”起母亲的家长里短，不吝笔墨，他那么细微地描写，只为传达一个朴素的道理：“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这言简意深的情语，分明是由母亲用血汗灌养生命的景语的结晶：“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文章以“心痛！心痛！”结束，却让读者落泪！落泪！

　　老舍散文离不开幽默，它是轻松、俏皮的，也是智慧的。他散文里幽默的佐料全来自生活，他打趣、针砭、讽刺的那些人与事，都是生活本真以及病态社会众生相的反照。他把它们拆散、肢解了，搅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那技巧全在火候。

　　老舍有不少幽默散文，随便哪篇信手翻看，都不会觉得过时、陈旧，他在几十年前幽默的一切人、物、事，有许多仍在今天的生活里盘桓不去，《当幽默变成油抹》《考而不死是为神》《避暑》《习惯》等篇什，真是百读不厌。

　　到今天，老舍的幽默非但没过时，且具有恒久的妙趣魅力。他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才华、有思想，又精通写作之道的语言大师，这一点顶重要。若不谙熟写作之道，思想、才华会憋在肚子里烂掉，无人知晓。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得起时间磨砺，能让人不断阅读、挖掘、研究的作家并不是很多，老舍是一个。

　　最后，说说老舍写戏。老舍写戏时已是一个40岁的中年人。可他说，像最初写小说时并不知什么是小说一样，“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他依然抱着一种“玩玩看”的态度，凭着“文字与生活经验”，硬写起来了。

　　若没有抗战，不知老舍是否会写话剧，但他的确是为宣传抗战才写起了话剧。确如老舍所说：“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学。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

　　由于弄不清小说与戏剧的本质区别，“以为剧本就是长篇对话”，老舍最初是以小说笔法写剧本的。毕竟，作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文字已相当的清顺”，剧本不至于太差，所以他写于1939年的第一个剧本，以笑讽世的四幕喜剧《残雾》在发表、演出之后，“未遭惨败”。他自谦地称之为“瞎猫碰着了死耗子”，甚至说：“我一想到《残雾》就害羞。”

　　实际上，老舍早就在理论上明白戏剧不仅要在文本上完备，更重要的在于“它必须在舞台上表演。因为它必须表演于大众面前，所以它差不多利用一切艺术来完成它的美；同时，它的表现成功与否，并不在乎道德的含义与教训怎样，而在乎能感动人心与否”。

　　他还转引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话说，戏剧“不是要印出来给人念的，而是要在舞台上给人们看生命的真实。因此，戏剧是文艺中最难的。世界上一整个世纪也许不产生一个戏剧家，因为戏剧家的天才，不仅限于明白人生和文艺，而且还须明白舞台上的诀窍”。“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能把小穿插写得很动人，‘还是写小说的办法’，而主要的事件却未能正出正入的掀动，冲突，结果呢，小的波动颇有动荡之致，而主潮倒不能巨浪接天。”

　　可以说，研究过古希腊悲剧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老舍深知，戏剧的艺术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完全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内在的悲剧精神，只有能够产生壮阔的悲剧美的戏剧，才有可能称之为伟大的戏剧。古希腊、古罗马悲剧以及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莫不如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全部话剧作品中真正具有悲剧结构、悲剧精神之悲剧美的，只有《茶馆》一部戏。

　　老舍把思想交给笔下的各式人物，由人物随口说出的话，往往是经他“十年磨一戏”费尽心力、深思熟虑过的。他曾不无自得地说：“我能一句话写活一个人物。”曹禺曾对老舍说，《茶馆》“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真是大师的手笔”。

　　 （作者：傅光明，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