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常书鸿再画《敦煌飞天图》。资料图片

常书鸿（左）与李承仙（右）陪同黄宗英参观莫高窟。资料图片

常书鸿画作 资料图片

常书鸿（右）为赵丹给他的题字“不服老”举杯感谢。资料图片

　　【述往】

　　四十年前，我曾陪同著名作家黄宗英女士从上海赶赴数千公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采访常书鸿先生。四十年后，回忆起那段往事，我至今夜不能寐。常老，在千里的戈壁沙滩上，默默守护和研究着敦煌石窟艺术，为了祖国的艺术宝藏，他舍弃了优厚的生活，甚至舍弃了家庭和婚姻，独守荒漠，一待就是几十年。

　　从年轻帅气的小伙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常老并无怨言，他甚至常常还会感到自己做得不够好，没能把敦煌的宝物完全保护好，发掘好。正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高尚长者始终让我难以忘怀。他就像敦煌艺术一样，永远屹立在茫茫戈壁，永不颓败。

　　启程

　　1979年，黄宗英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报了一个写作计划，准备去拜访远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先生。那一年，黄宗英56岁。

　　“文革”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集中了一批无所归属的老作家。除黄宗英外，还有菡子、哈华、王西彦、茹志鹃、赵自等。他们都是原来作家协会的人，作家协会解散了，没地方去，就安排到了出版社。那一年，我23岁，刚进出版社，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平时，他们也不是每天都来，只是有事才会露面。

　　黄宗英的写作计划得到了出版社的关注，很快就批了下来。由于敦煌距离上海遥远，而且大家对那边情况也不十分清楚。慎重起见，出版社安排我陪着黄宗英一起远赴敦煌，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还可以多个人救急。

　　临行前，黄宗英的丈夫、著名演员赵丹专门为常老写了一幅字——“不服老”，草书。那时候的赵丹已经可以回家了，也没什么事，就专心画国画，牡丹山水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懂，无法评判，但感觉他画得很不错。

　　从上海去敦煌，要先坐飞机飞到兰州，然后换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在甘肃的最后一站柳园下车，那里已经离敦煌很近了，300公里。我们走之前，给常老打过了电话，他知道了我们的行程。

　　要出发了。黄宗英叫家里的老阿姨去菜市场买了一大堆新鲜蔬菜，用很厚的塑料袋装了起来。她说，敦煌那地方吃不到新鲜蔬菜，所以要带去。

　　从兰州上了火车之后，听说乘客里来了黄宗英，列车员们都挤过来看热闹。因为是上海铁路局的车，列车员也都是上海人，因此，多少都听说过黄宗英。当时，黄宗英着急要把那袋子蔬菜安置好，因为我们从上海出发时已是大热天，尽管兰州没有上海那么热，但要是继续这么捂着，恐怕菜非坏了不可。幸好，列车上有冰柜，赶紧放了进去，这下我们也就安心了。

　　兰州距离柳园还有1000多公里，火车很慢，开了一天一夜，直至次日傍晚才到。从火车上下来，柳园漫天飞雪。

　　想想上海的酷热，转眼就到了寒冬，恍如隔世。

　　常老亲自坐车来柳园接我们。车是那种绿色的北京吉普。常老说，冻坏了吧？

　　常老叫黄宗英“小妹”。

　　相遇

　　第一次见到常老，觉得他是一位很憨厚、很和气的老人，身材魁梧，不像是江浙人。但他讲的是浙江话，口齿不大清楚，听起来有点费劲。不过，在这茫茫戈壁上，突然能听到吴侬软语，也是让我倍感兴奋。

　　车子在戈壁滩上飞奔起来。

　　接站的人带来了绿色的军大衣，要我们赶紧穿上，不然容易着凉。其实，所谓的路根本不像样，坎坎坷坷，汽车一路颠簸。终于远远望去，一座高大的沙土山上，有着无数的洞窟，还有着与山一样高的宝塔一般的门楼。

　　这就是莫高窟了吧，我想。

　　汽车又开近了点，看到进洞窟前有一个门楼，牌匾上题写的是“三危揽胜”四个字，好像是郭沫若先生题的。

　　当晚，我们在莫高窟前的招待所住下了。

　　莫高窟的夜静得出奇。

　　次日，我们先去了常老的家，见到了他的夫人李承仙。去之前，我看过一些资料，知道李承仙是常老的第二位夫人。原先的夫人，即从法国跟着常老一起回来的陈芝秀，因为忍受不了戈壁滩的寂寞与枯燥，逃离了莫高窟。后来，常老在重庆去莫高窟学习临摹壁画的女学生中认识了李承仙，并与之结为夫妻。

　　黄宗英当场拿出了赵丹的题词“不服老”送给常老，常老激动地举起酒杯说：“阿丹，写得好！”

　　随后几天，我们跟随常老一同参观莫高窟。常老边走边讲，能有他这样一位大艺术家为我们“服务”，真是莫大的荣耀。在这杳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常老名闻遐迩，但他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经常一边讲解一边和黄宗英开着玩笑。

　　莫高窟的夜晚来得特别晚，时钟几乎已经指向了十点，但太阳还没有落山。这里与东海边上的上海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时区。与我们一起坐飞机来莫高窟的还有一批日本人，几天以后，我们竟然在莫高窟又相遇了，再次谋面，我们彼此都惊呼起来。后来，他们发现我们与常老那么熟络，才知道我们也是为莫高窟而来的，并非旅游者。

　　尤其是，这群日本人见到常老，无不毕恭毕敬。经过翻译的介绍，才知道他们来自京都大学，其中有好几位都是敦煌学的研究者。他们对常书鸿的名字简直是如雷贯耳，充满了敬仰与尊重，希望能与常老好好座谈一次。这个请求，他们当面不好意思说，就找到了我，拜托我向常老转达这个意愿。

　　我转达到了，常老同意。

　　飞机上还有两位香港女孩，他们倒是真正的旅游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眼见那么多千年遗存，心情无比激动。两个女孩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到像我这样的上海青年，所以也很好奇，经常与我一起寒暄。

　　当时，日本NHK电视台也派出了一个《丝绸之路》摄制组，来莫高窟取景。他们要在这里拍摄一部长篇的纪录影片，希望能采访常书鸿，要老人出镜。

　　黄宗英从上海带来的新鲜蔬菜当天就拿出来交给了李承仙。大家看到难得一见的蔬菜，高兴得都叫了起来。当晚，我们在常老家里吃了饭，那真是难忘的一餐。

　　黄宗英告诉我，采访要仔细，因为常老的经历实在复杂，经多见广，如果搞不清楚，会出笑话的。在黄宗英之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也写过常书鸿，《祁连山下》发表后，非常震撼。

　　我们就与常老商议采访之事。常老说，可以的，不急。

　　转移

　　敦煌地处沙漠深处，空气干燥。白天如果站在太阳底下，身上会感到非常热，但是，只要不站在太阳底下，顿时很凉爽。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因为空气干燥，传热能力很差，阴凉地与阳光下，好像不是同一个季节。

　　敦煌研究所里有一些年纪不是很大的研究人员，他们每天都会端个小板凳，进入洞窟。在那里具体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有一些是专门去临摹壁画的，也是端个板凳，一进去就是一天。他们的画，笔法很细，都是那种线条画，但是，色彩很鲜艳，画好了，还要把本来鲜艳的颜色做暗，这是为了与壁画保持一致。

　　莫高窟附近并无人烟，因此，整个莫高窟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人来破坏，管理自然而松懈。

　　常老带我们去看了一处藏经洞，也就是石窟边上的一间暗室，里面有一尊不算太大的佛像泥塑。据说，这个洞是常老来到敦煌后才被他发现的，从里面取出来一批佛经的手抄卷，价值很高。

　　到了中午，研究人员就会回家吃饭，有点像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无论男女，脑袋上都捂个毛巾，为的是不被日头晒着。其实，回家也没有几步路，他们的住所就在千佛洞前面，一排排用土坯造成的平房，带个小院子，和农村基本没什么两样。

　　常老的家也是这样，只不过屋子里多了些日文、法文书籍以及画册，显得十分洋气。

　　我们到的第三天，敦煌突然开始刮起大风，飞沙漫天，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常老要我们赶紧躲进屋里去，不要出来，关紧门窗。而那个日本摄制组的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声嚷嚷着：“就等这一天了！”说完扛起摄像机出去了，身影消失在飞舞的沙尘中。

　　我赶紧让黄宗英进屋，自己随后检查了一下，看看窗子是不是关严实了，这时候才发现窗子是双层的。原来，这里早有对付这种异常天气的办法。

　　我把自己屋里的窗帘也拉了起来，然后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与外界隔绝，以为这样就可以免受风沙的侵扰了。躺在被窝里，耳畔是呼啸的狂风，那风声简直就如同狼嚎一般，异常恐怖，一阵高过一阵，把招待所的门窗撞得叮咚直响。

　　我在这恐怖的声音中慢慢睡去了。

　　第二天起来才发现，其实门窗根本不够严实，沙尘全部顺着门缝钻了进来。被子上有着厚厚一层沙尘，一掀被子，掉了一地。走出屋子，风沙已经停了，蓝天白云，爽朗的天又出现在眼前。

　　我赶紧去看黄宗英。她也已经起来了，正站在那里，用上海话说，吹得来一塌糊涂。

　　常老说，根据天气预报，这几天还会有更大的风沙来袭，为了不影响采访，准备把我们转移到敦煌县城内的国际旅行社去住，他也和我们一起去，那里的条件要比莫高窟好很多。于是早饭之后，我们就坐车去了敦煌县城。

　　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排沿街的房子，孤零零的，根本没有什么城镇的样子。我们来到一座平房大院前，司机说，这就是国际旅行社，敦煌最好的地方，就住这。于是，帮着我们把行李搬了进去。

　　虽说还是平房，但条件已经比莫高窟好了很多，吃饭要到食堂，那里窗明几净，坐得也宽敞。大圆桌上吃饭，端上来稀饭馒头，还有榨菜。服务员端着一盘炒鸡蛋上来，黄澄澄的，看得让人嘴馋。结果一吃，甜的。哪有炒鸡蛋是甜的呀？我们问。服务员却说，这是县长吩咐专门为你们做的。县长说了，上海人爱吃甜的。

　　常老也随我们一起搬进旅社，和我同住一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