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采访开始了。

　　为了能把采访内容完整记录下来，我们向旅社借来了录音机，那种转盘式的，这在当时已是很先进的设备了。录音带是一盘一盘的紫红色带，录音时需要把磁带绕在磁头上，随着常老的话语，磁带开始转了起来。

　　无论行前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但对于常老的经历来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还是无法全部听明白。在常老的讲话中，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人名，如张道藩、于右任、傅斯年、张大千、向达、马步芳、冼星海、聂耳、林徽因、梁思成等。

　　我只负责为常老和黄宗英的对话采访录音，同时也是他俩唯一的听众，尽管很多内容对于我当时那个年纪来讲，根本无法听懂。

　　我觉得，常老所谈的经历就像一个从远古过来的人一样，很多事情是我只在书上看到过或接触过的，但常老居然是亲历者，甚至连冼星海这样的大音乐家他都熟悉。

　　在采访中，常老提到了一件事，那是有一年，他们在兰州举办敦煌临摹壁画展，结果来了一位美国女士，在仔细观看展览后，她找到工作人员询问，这些画都是谁画的？工作人员找来了常老，常老告诉她，都是自己的女儿常沙娜画的。

　　随后，常老把常沙娜叫到身边，这位美国女士看到常沙娜还那么小，就问，她现在住在敦煌吗？她读书怎么办？常老把女儿在敦煌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那位女士说，我在中国还有一年的教书时间，一年以后，我会再来敦煌，想把常沙娜带到美国去读书。

　　一年之后，这位美国女士没有食言，又来到敦煌，她为常沙娜办好了所有的赴美手续。常老没有想到她会那么认真，就把女儿托付给了这位异乡朋友。于是，常沙娜跟随她去了美国读书。新中国成立后，常沙娜再次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后来，她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多年，也是敦煌艺术的研究专家。

　　这样的采访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每天早饭过后，常老就开始讲述，黄宗英用上海话打趣说：“侬好交代问题了。”常老哈哈笑着说：“好额，我交代。”

　　黄宗英也是浙江温州人，与常老是浙江老乡，他们同时又都会说上海话，因此，语言交流几乎没有障碍。只是常老的口齿实在有些模糊，有好几次都被黄宗英打断：“侬‘刚’糊涂了。重新‘刚’。（‘刚’即上海话重新‘讲’的意思）”常老乐呵呵地说：“好额好额，我交代。”

　　常老与我同住一屋，让我有点手足无措。可他很随和，经常和我说笑。我当时并不知道常老的年纪，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他已经75岁了。

　　虽是浙江人，常老却是满族，或许祖上还是蒙古族也说不定，因为常老的身躯明显不是江浙一带的人种，可以用高大威猛来形容。

　　常老的嘴唇很厚，说起话来就阻挡了口音，因此显得口齿不清。他的语言保持了浙江话原有的调子，如果不是江浙一带的人，很难听懂。常老说我上海话讲得好。其实，我的上海话很差，因为父母都是北方人，从小又都生活在部队大院，根本没有人说上海话。所以，我直到现在都不是经常说上海话。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常老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会在屋子里用冷水擦澡，虽说不是寒冬腊月，但敦煌这地方的冷水简直跟冰水没有什么区别，用这样温度的水擦身，没有好体魄是难以支撑的。

　　常老说，他几十年来都如此。

　　我渐渐明白，常老之所以能在这个寂寞枯燥的戈壁滩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没有一点本事和信仰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下来的呀！

　　有一天，常老说，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常老没说。

　　那天中午睡了个午觉，一直快到三点，才有人来叫我们。我心里想，为什么这么晚才出发呀？

　　我们总共两辆车。在戈壁滩上，单独的汽车是不敢出行的，必须是两辆车以上才能够上路，因为茫茫戈壁，万一汽车有个什么闪失，根本无人可求。

　　汽车奔驰着。从车窗向外望去，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路笔直，一直升到天边。天空中没有什么云彩，碧蓝碧蓝的。常老和我说，我们要去看的是阳关道和独木桥。

　　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才到了独木桥和阳关道，其实只是戈壁滩上的景色，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独木桥和阳关道，倒是见到了几幢高大的烽火台，据说那是古人专门用来传递信息的，几百公里都能一眼望见。

　　我有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

　　在敦煌的采访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对这个刚刚熟悉起来的环境有点眷恋了。更主要的是，因为常老，离开这样的一位老人，我心里绝对不舍。我也不知道老人还将要在这里待多久，他内心的希望又是什么？

　　告别常老的时间终于来临了。我们和常老告别，常老及夫人站在带有暮色的晚霞中向我们挥手。我很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再来，重新看到常老和千佛洞。

　　学人小传

　　常书鸿（1904—1994）浙江杭州人，中国画家，敦煌学专家。1927年6月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1936年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1943年3月到达敦煌。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在常书鸿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京逝世。依照遗嘱，其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生前画作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作者：魏心宏，1954年12月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杂志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