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利率，“资金的成本增加了，不好的项目由于投资回报率低，自然会被淘汰掉，不仅减少了总需求，通货膨胀率会降下来，而且也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林毅夫解释道。然而，中国政府推行“治理整顿”，依靠行政手段，砍掉了很多投资项目，把通货膨胀压了下来。

　　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当时中国有很多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如果提高利率，很可能都要亏损倒闭，与之息息相关的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将受到影响。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提高利率，仅能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赤字增加，就要靠货币增发来补财政之不足，结果又会推高通货膨胀。给定当时有许多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必须有补贴才能生存而又不能让其倒闭的前提下，不提高利率，以“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通货膨胀反而更有效。

　　也是在那一年，林毅夫应邀到印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被安排与印度国家计委座谈。他觉得奇怪：“印度是一个强调西方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也有国家计委？”原来，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建国，印度和中国一样为了在一穷二白资本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需要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按计划配置资源，设立国家计委也就有其必要性了。

　　两个国家的举措，令他茅塞顿开：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西方的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为或明或暗的条件，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套用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国家，由于条件不同，就会闹出笑话，唯有结合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与逐渐深化，也正是自这一年开始。

　　回顾过往，林毅夫称自己做学问的过程，像是在搭积木，围绕着改革开放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一件一件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想清楚其背后的道理和解决的方案，“一块一块地累积成一个体系，最终做到一以贯之。”

　　总结自己的理论经验，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林毅夫目前思考最多、与学生探讨最多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占全世界的1.8%，现在已经达到15.2%，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10年来每年为世界贡献30%的增长，林毅夫说，“首要的是拓展视野，不仅关心自己的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要为其他国家提供实现繁荣的机遇，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此外，还要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转型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探索中国如何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维持改革、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保持定力的条件下争取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他还常鼓励学生，“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在国际发展中承担起更积极的角色，希望为社会、为世界、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采访时，我们在林毅夫的办公室看到这样一幅字——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

　　这正是林毅夫一生学术风格的写照。正如他一直坚守的——任何科学理论都应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会。

　　新的一年，期待与挑战并存，林毅夫有信心，“伟大的时代是我的底气”。（本报记者  陈圆圆  赵婀娜）

　　（贾 麟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