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高校做演讲。詹 敏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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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如今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作为经济理论学者,他的思考与实践始终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土壤。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他不断挖掘理论创新“金矿”,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林毅夫很忙。1月初,他飞离北京,奔赴美国、塞内加尔、德国、瑞士等地,开启新一轮的国际会议之旅。最近,他的身影又出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探讨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
对他的采访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内进行。
刚讨论完新教材编写事宜的他匆匆赶来,露出招牌的“迪香式微笑”。作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所思所悟、所行所践,始终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土壤。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
“为什么国际上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中国崩溃论’?为什么同样进行改革,其他国家出现了经济崩溃和危机?40年来,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秘密是什么?”清楚我们的采访目的之后,略加思索,林毅夫以一连串问题,道出他长久以来的思考。
而这些思考,正是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必须要回答的中国命题与时代之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林毅夫用数据说明,危机之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长期以来平均每年在3%到3.5%之间,然而10年过去了,美国经济被认为恢复得最好,2018年的增速也不过就是2.9%,预计今年增速会降到2.5%,明年降到2%;欧洲国家每年的增速则在1.5%上下波动,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至今已是第二十八个年头,实际经济增速还停留在1%左右,远不及危机前的3%以上。
中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率先在2009年就恢复快速增长,并且,从1978年到2018年,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长。“中国改革开放长达40年的快速发展,堪称奇迹。”林毅夫说,对于一名经济学者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谜题,“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新理论来自于不能用旧理论解释的新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绩恰恰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契机。”
2012年,林毅夫结束在世界银行4年的任期后回国,继续推动他在2009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就开始推动的,总结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多年来,他以全球发展眼光、中西合璧的理论学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不懈探索,成果丰硕,还参与了农村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电信体制改革等重要的改革政策制定。
去年12月,他创立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升级为研究院,以“知成一体”为目标,致力于打造融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为一体的教学研究机构和智库;由他担任院长的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经过两年多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交流的新平台。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与时代偕行,他说,“要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挖掘理论创新的‘金矿’,为我国下个阶段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也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贡献智慧,不辜负这个时代。”
唯有结合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去年年底,林毅夫获得“改革先锋”称号,被誉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在他看来,荣誉的取得“是因为我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体制、运行的理论,从中国的经验中去进行理论创新。”
然而30多年前,林毅夫也曾走过“弯路”。
20世纪80年代,他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我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认为把西方的‘真经’学会了,就能为祖国的富强贡献智慧。”林毅夫坦言,当时他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都试图以西方主流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
1988年发生的两件事,颠覆了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