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马早就离开了诗歌的社交中心，索居于市井和光明——不为众人所见的光明。他的作品，亦是不为众人所读的作品。很多堪称专业的读者，包括学者，也只知道小半个蓝马，亦即“非非蓝马”。

　　这个蓝马觉察到了文化对世界的遮蔽，试图通过语言学手段，剔除此种遮蔽，从而“把诗人卷入哲学的使命”——这种“前文化理论”对周伦佑先生也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抒情传统，诗人并非两者的“直接后果”，也不是两者的——来到此时此刻的——“生物性替身”。

　　蓝马抖落了满身的形容词，清爽得不行，眼看就要脱离自为世界，乘坐名词和动词的飞行器，抵达那个“可以然而然”的自在世界。

　　蓝马的诗，不愿是花朵的语言，而愿是语言的花朵，其芬芳，必定来自语言，而非来自花朵。践行此种主张的作品，诗人后来弃去不少，保留的、值得注意的作品，或为《凸与凹》，还有《世的界》。

　　在这两件作品里边，传统止步，文化遁形，万径人踪灭，只剩下清凉而狂欢的“能指”。“我们来了/我们埃斯/就这样，这样/对，就这样”。

　　然而，这个“埃斯”，真是“纯能指”吗？那也不见得，或许，这个符号就是“S”？蓝马定然如此认为，字母、阿拉伯数字、英语单词或彝文，与汉字相比，更少捎带文化的气韵，所以，他会插用这些“能指度”更高的符号。

　　“能指度”越高，交流面越窄。诗人也懂这个道理，为了迁就读者，有时候他会加个脚注，说明这个彝文的“所指”。

　　悖论出现了：因为按照前文化理论，“所指”即文化，“所指”即传统，“所指”就是臃肿的积淀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蓝马把自己的头，放进了一个越收越紧的紧箍咒。“但是哲学家看见的/猫头鹰看不见”——蓝马的诗歌，气喘吁吁，面露难色，显然跟不上他的语言学，更何况，还是一手持矛一手持盾的语言学。

　　幸而，写作不会永久听命于外在的指令，蓝马也会翻过院墙，远走高飞——从他的振振有词的前文化理论。写作不再是身在曹营的服从，而是偏离和驳难，对前文化理论的偏离和驳难。理论之外，必有五彩。

　　罕见的时刻来啦，蓝马，忽而成为抒情诗人，迷人的抒情诗人。可参读《秋天的真理》《养育》《可能的果园》和《高原》。《秋天的真理》，后来改为《秋思》——再没有比这个更文化更传统的诗题。

　　抒情诗的写作，只是躲开——而没有打破——诗人的矛盾。他不能用语言来反对文化，因为语言即文化，于是，只得慢慢归于沉默。循着这条路，诗人终于看见了佛陀。

　　法，非法，非非法，如是而已，有何矛盾？说即不说，不说即说。诗人自己也讲，他的前文化理论，并非新事，佛陀早已讲过。

　　后来，他在某个风暴过后，写出长诗《需要我为你安眠时》。他发现了花瓣的最鲜艳的杀机，“它跳不出最后的结果，也不能为自己的美貌/追加任何一份原因”，有因有果，无因无果，飞矢不死，花蕾永新，诗人藉此解开了因果。

　　再后来，诗人写出更长的长诗《竹林恩歌》。这是一部赞美诗，诗人赞美着大地、故乡、女人、宝石、自我和万物，而这一切，都连接着真理。前述《秋天的真理》，亦不妨视为这部长诗的一个局部。

　　在这部长诗里面，“梵”与“我”，已经分不出彼此：两者交换了——交换着——芬芳、幸福、安宁、天真、感激和畅饮。“请允许我在自己的微弱中，慢慢地/终于看见你的伟大”。

　　《竹林恩歌》乃是当代诗的重要收获，必将穿过受众的无睹，把这个蓝马——而不是“小半个蓝马”——领进诗和宗教的神殿。

　　从诗学，到诗，蓝马都堪称非非诗派的祭酒式人物——借用尚仲敏先生的话来说，蓝马才是非非诗派的“灵魂”。（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