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裕琨近照。本报记者 张士英摄/光明图片
第一次见秦裕琨院士是2017年12月,在哈工大正能量宣讲团百场讲座现场,他结合自己的经历与青年学子分享“我与哈工大 我的中国梦”。秦裕琨年逾八旬却满腔豪情,令记者记忆深刻。
为青年学子做学术报告、参加博士生答辩、指导科研团队……再次见面,秦裕琨便细数近期的工作安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直没闲着。
虽已86岁高龄,秦裕琨仍乐于与青年学子互动。交流中,他提及最多的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富强,我等幸福;国家有难,我亦受辱”“做科研一定要将研究方向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
秦裕琨这种浓浓的家国情怀,源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
1933年出生的秦裕琨,从小在上海法租界长大,经历了“身处中国的土地却比外国人低一等”和“国民党接收上海之后的腐败”。上海解放时,秦裕琨正在读高二,解放后,物价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让包括秦裕琨一家人在内的中国人感到,国家有希望了。
1950年,秦裕琨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说实话,当时并不知道机械是做什么的,只想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发展建设,需要强大的工业,而工业的基础是机械,这方面人才应该是国家迫切需要的。”秦裕琨满怀报国之志。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急需大量人才,秦裕琨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或求学,老父亲年事已高,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可以留在上海,但我3个分配志愿依次填写了东北、西北、华北。”秦裕琨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多在那边,特别是东北地区有56个,占全国三分之一还多。”他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建设新中国。
秦裕琨如愿被分配到东北,前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做师资研究生。从上海到哈尔滨,开始时生活很不习惯。“那时候冬天比现在冷得多,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一样,窝窝头没见过,高粱米没吃过。”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心情却非常愉快:“工厂在建设,大学在建设,城市在建设……整个哈尔滨就像一个大工地。”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秦裕琨感受到了新中国蓬勃的发展生机,内心无比激动。
1954年秋季学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哈工大在我国率先创建了锅炉、热力涡轮机、水力机械3个专业。秦裕琨来哈工大原本要学机械设计,上完一年俄语预科后,学校决定抽调他跟随新来的苏联专家学锅炉专业。“这个专业听都没听过,但我想既然学校设置了这个专业,说明是国家需要的,就应该去学。”
由于哈工大师资紧缺,研究生在读的秦裕琨成为“小教师”,开始了教书生涯。“自己还是学生,却要给别人讲课,总担心学不好,讲不明白。”那段时期,秦裕琨压力很大。为丰富教学内容,他熬夜看俄文原版教材、整理专家笔记、准备中俄两份讲义——讲义先用俄文写,苏联专家签字批准以后再翻译成中文去讲课。没有正规教材,就自己编。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秦裕琨撰写的中国锅炉专业课程的第一本国家统编教材《蒸汽锅炉的燃料、燃烧理论及设备》出版。
在进行教学的同时,秦裕琨还解决了很多“问题”锅炉。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运用理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国普遍用蒸汽采暖,这种方式热得快,凉得也快,而且有一个致命隐患——在当时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一旦停电,会严重影响锅炉的安全运行。经过认真调研、论证方案,秦裕琨采用自然循环方式,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自然循环锅炉,掀开了我国工业锅炉制造史上新的一页。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很多地区还在采用这种锅炉。
20世纪90年代,秦裕琨将研究方向转向煤粉燃烧。当时,随着水电、核能等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业内很多专家认为,在煤炭燃烧这样的传统领域很难再有大的技术创新。在秦裕琨看来,既要关注国际趋势和学术热点,更要着重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国的能源供应以燃煤为主,每年煤炭消耗量大,而且中国煤的特性与国外不同,必须中国人自己来研究。”
经过艰苦攻关,1993年,煤粉燃烧技术在实验室获得成功,但在推广上遇到了难题:由于新技术的功效尚未经过实践检验,发电企业都不愿冒险使用。“大厂子不愿意干,咱就找小厂子;新锅炉不让改,咱就改造旧锅炉。”秦裕琨并不气馁。
在农垦红兴隆管理局一家电厂几乎报废的一台锅炉上,实验结果喜人——新技术不但把“死马”医活了,而且热效率远远超过旧锅炉。
此后,秦裕琨针对不同燃烧方式和煤种,发明了系列浓淡煤粉燃烧技术。新技术应用的新增容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仅在新技术推广初期的2001年前后,秦裕琨团队每年为社会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1.3亿元以上。
近几年,国家打响蓝天保卫战,秦裕琨团队又开始围绕清洁高效燃煤锅炉和解决电动汽车在北方充电问题进行科研攻关。
除了科学研究,秦裕琨非常关注时事,针对近期的中美经贸摩擦,他表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曾经任人宰割的中国。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源自一代代热血的中国人心中不灭的强国梦。”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的日益强盛,秦裕琨亲历了中国一次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强国梦和报国心历久弥坚。他用自己毕生的选择,诠释着科研人员要始终以国家利益为考量,将研究方向和国家发展需求紧紧相连的坚定信念。
(本报记者 张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