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导弹武器”有两个型号，一曰“东风”，一曰“长剑”——“长剑”二字，出自军旅作家徐剑的导弹题材报告文学《大国长剑》。经国文章，千秋之事。44年军旅生涯，写了26部书，计700万字，荣誉无数，而他最感幸福的，是为军队、为民族贡献了这样一个豪气干云的不朽名词。

　　每个奋斗者，都有自己切入这个壮阔时代的方式与视角；徐剑的切入方式，是他的军人之眼与浩荡文字。

　　1974年，16岁的徐剑应征入伍，随一辆闷罐车扎入南国密林，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那时的工兵团，往往悄悄鏖战十载掏空一座山，筑起地下长城。正是筚路蓝缕的艰难时期，原始机械、体力相搏，事故时有发生，一个导弹阵地建成，就会留下一座烈士陵园。按照军中不扰民的惯例，葬礼往往在夜间举行，那些年轻的战友们，悄然而去，青春寂灭，野草荒冢，魂守大山。从那时起，徐剑暗许心愿，要写一部书，纪念那些永远沉睡在导弹阵地旁的战友，“他们，不该被历史忘记”。

　　徐剑做到了。1995年，《大国长剑》出版，记录年轻的共和国导弹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一剑挑三奖，包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7年，《鸟瞰地球》出版，写导弹工程官兵的奉献与牺牲。书成付梓，徐剑将那尚留墨香的书页在战友墓前默默焚烧，敬祭英魂。2018年，《大国重器》出版，写火箭军一个甲子的前世今生，为这支战略威慑核心力量立传。“导弹三部曲”至此收官，这是徐剑以笔当剑为战友镌刻的文学纪念碑，铭刻着这支沉默神秘的部队一路壮阔发展，直到以“火箭军”名字开始新征程的慷慨壮歌。

　　在徐剑笔下，有许多伟人英雄，正气浩然。两弹元勋邓稼先因核辐射发病，病危之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组织给他配的红旗车，他最后的心愿是看一眼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问夫人：再过10年、20年，还会有人记得我们吗？

　　在徐剑笔下，更有无数凡人，默默坚守内心的尊严。一位年轻排长和女友相恋5年，结婚前夕在导弹基地意外牺牲。秘密工程有严格军纪，姑娘未能见未婚夫最后一面。多年以后，烈士陵园向公众开放，人到中年的姑娘带着丈夫和孩子，终于有机会第一次来看望昔日恋人。她说，这是一位帅气的解放军叔叔，他为了我们，永远和那片青山埋在了一起。

　　情怀二字最是动人。金戈铁马的豪情渗入徐剑的血脉和筋骨中，让他理解了何为奉献，何为牺牲，何为伟大的祖国、壮阔的时代和可敬的人民。将笔墨和视野荡开去，他到时代的现场汲取力量，定格了一个个民族重大时刻的细节和瞬间。1998年抗洪之后，他写下《水患中国》，站立于当代治水与治国的高度，反思水患这一千古难题。青藏铁路通车，他拿出浩浩60万字的《东方哈达》，全景实录这一“天字号第一工程”艰苦卓绝的建设历程。《国家负荷》写西电东送，《浴火重生》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8年年初南方雪灾，他写出《冰冷血热》；汶川大地震当天，年已半百的他接到委派电话，二话不说，奔赴灾区，在余震不断的废墟里，向后方发来满含生命之沉重的文字……

　　以脚为笔，以笔作剑。徐剑为自己定下“三不写”的规矩：没有用脚走到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眼看到的地方不写。《大国重器》最后一页，郑重列出50个主要采访人物，开国将军宋任穷、向守志，原二炮司令李旭阁，两弹元勋王淦昌……多年准备，厚积薄发，可见一斑。如何让报告文学摆脱“好人好事表扬稿”的窠臼？如何保持对母语的敬畏之心，凸现真正的中国精神、气派和风格？他有深入思考，更是身体力行。《东方哈达》创造了“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交错并行的叙述结构，将青藏高原的辽远历史引入文本，颇有大文化散文神韵，被评价“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至今为人称道。

　　这几十年，走过了多少地方？写满了多少采访本？曾与多少共和国的建设者秉烛夜谈，激动处相对泪流？但“回首这些采访和写作经历，至今令我感念乃至挥之不去的，仍旧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徐剑说，这些平凡的劳动者，梦想微小，无非是为儿女赚一笔学费，为爱人买一间小屋，为爸妈赚一笔养老费……可是，这梦想又何其伟大，“正是普通人圆梦的故事，沉淀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底色。”

　　2018年，徐剑60岁，脱下戎装，告别挚爱的军旅生涯。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手握30多项全国、全军文学奖，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却没有稍许自矜之色。比如，这个夏天，刚刚完成历时两年采访、讴歌南海填岛劳动者事迹的《天风海雨》，为老英雄张富清写下《永远的军姿》，他又投入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的采写中，寻觅党的“一大”代表的生命遗迹。热血仍在沸腾，脚步没有停止，他的笔仍在继续。

　　（本报记者 付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