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沙江路南侧的华师大二村,一座座老公寓楼掩映在绿树中,周遭显得格外清幽,楼外红砖白墙,楼内红木楼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

　　其中一座公寓的三楼,有些年头的老屋内,如今空空如也,仅剩几件旧家具,木地板上的褐色油漆多处剥落,只有墙面上的几幅相框,述说着居住于此的一位老先生昔日潜心伏案的情景。

　　2019年6月25日,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

　　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

　　大师仙逝,媒体上涌出潮水般的悼念文字,格非、南帆等作家写下文章,追忆与老师的种种往事；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回忆起第一节大学语文课上就听到先生的名字。

　　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

　　“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曾在我国高校中普遍开设。但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教育学习苏联模式,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从此中断30年。

　　“当时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徐中玉生前曾这样写道。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等共同倡议,率先在这两所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陆续恢复这门课程。

　　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这版教材一出版便颇受欢迎,两年时间里,登上了三百多所大专院校的课堂。此后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订版。30多年来,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就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

　　历次修订,徐中玉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

　　有段时间,一种怀疑、否定过去文化传统的思潮兴起,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许多作品“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徐中玉当时“非常气愤”,“十年‘文革’才过去,就有人忘了‘文革’过程中‘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带来的沉痛教训了。”在他看来,“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

　　2018年,《大学语文》第11版发布,年过百岁的徐中玉,仍名列教材主编之首。“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一个人的逝世,唤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在华师大二村,如今空空荡荡的旧屋,过去几十年里却总显得拥挤又热闹。每间房的墙面摆满了书架,无处安放的书籍甚至“占领”了走廊。

　　朝南的一间是书房也是课堂,“先生的课堂在家中进行,每周一次由先生主导所有学生讨论文学话题,借此传授文学知识,锻炼研究思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回忆跟着研究生导师徐中玉学习的场景。

　　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先生从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这种自由的课堂,让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总是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学生眼中,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名气很大又非常严肃的老师,以至于南帆每次遇到他“心里未免惴惴的”,谭帆在研究生学习上始终不敢懈怠。

　　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生活中对学生极尽照顾。南帆还记得,在老师家上课结束后,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学生毛时安在追忆文章中写道:“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和他也情同父子。先生一生就想着怎么帮助别人。直到他住院,我们去看他,虽然已经失忆,他还是会说一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永远都在想着帮别人做事情。”

　　徐中玉担任系主任期间,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鼓励学生写作,学生可以用创作出的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用文学代替学术。学生赵丽宏、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即是一本诗集。

　　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南帆、毛时安、陈伯海等,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日后形成了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

　　徐中玉的大半生,都是在大学里苦读精思度过的。但在学生南帆看来,先生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书斋型学者,“徐先生的心思很大”。

　　毕业后的二三十年,南帆常到上海拜见先生,师生闲聊之中,徐先生提到的通常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问题、台海局势、金融危机等,“饮食起居这些琐碎的小事是没有资格成为话题的”。

　　在其共6卷的《徐中玉文集》中,老先生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作为全书的开篇,他回顾一生遭遇,“忧患意识都始终在心中激荡不已”。

　　1915年,徐中玉出生在江苏江阴华士镇一个清贫的家庭。5月,对小学时期的徐中玉,有着特殊的仪式感,因为在那个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了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来,全国的学校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五四运动、上海“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带有国耻色彩的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个不寻常的月份。

　　在那几天,徐中玉都会走在一群小学生中间,手里举着小旗子,跟着老师们,高喊着小旗上写的口号,花一两个小时沿着不大的华士镇游行一圈。

　　这个10来岁的小男孩,当时还“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作用”,后来却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愤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

　　徐中玉在无锡读高中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便跟着同学跃上前往南京的火车,加入到学生请愿团队伍,听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后感到失望。他和十多位同学,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受到刊物上带有政论色彩的“小言论”熏陶,他们跑到乡下宣传抗日。

　　1934年,当完两年小学教师后的徐中玉,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辗转到重庆中央大学,最后读了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

　　国难当头,受到进步书刊影响的徐中玉,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作街头演讲,下乡演剧,写抗日文字。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日,他随学校西迁,选择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以笔为枪,在重庆只为要求抗日的进步刊物写稿。

　　此后数十年间,虽颠沛流离、屡遭挫折,徐中玉每每想到青岛的好友们,便“增多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1984年,年近70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归属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

　　成长于动荡年代的经历,让徐中玉在毕生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心忧国家,“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他年轻时就开始信奉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初见徐中玉“心里未免惴惴”的南帆,试图从书本里认识这位老师,他看到这样一种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我时常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

　　“精神舟楫”

　　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珍藏着一张张已经卷边泛黄的卡片,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特殊象征。

　　保姆小胡来到华师大二村的老公寓时,徐中玉已是96岁高龄。在她印象中,先生每天坐在那张硬木椅上,身体淹没在一摞一摞的书籍中,静静地看报、剪报、做卡片,直到百岁后精力不济、无法坚持之时。

　　在国立山东大学受到叶石荪先生的指导,20岁刚出头的徐中玉,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终其一生,“新新旧旧都没有离开过文艺理论”。

　　他自幼跟着钟情旧学的老先生,摇头晃脑朗诵文言文,却不知何以批评鉴赏,终于在叶石荪“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堂上发现了新的世界。

　　对徐中玉来说,那是一段风华正茂的往事,叶石荪参加学生的文学集会,同学生一道到郊外爬山,邀学生到他家谈天,“叶先生给我们看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大批卡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卡片的道理和方法。”

　　后来,徐中玉读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彼时学校已迁到云南澄江。在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母阁”,晚上一灯如豆,伴着山野里的呼呼风声,徐中玉夜以继日,心想手抄,积累下上万张卡片,完成了30万字的论文。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徐中玉被错划成“右派”,被赶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此后20年间,“在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他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一千万字,“甘于寂寞,自求心安,到底没有把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

　　南帆觉得,读书与卡片,成了先生横渡20年厄运的精神舟楫。

　　“我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来研究?”徐中玉生前回忆,40多年来,断断续续手抄笔写的材料总有两三千万字。

　　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得他日后著述颇丰、涉猎甚广,从苏轼到鲁迅,从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在文艺学研究上他打通古今,创办我国文艺理论第一个协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谭帆认为,徐先生的风骨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关照社会现实,有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十分强调学术的现实性——文艺理论应介入社会现实,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捐出生平积蓄与藏书

　　夏日的华师大二村老公寓,红砖白墙与红木楼梯,多年来不曾变样,微风吹来,树叶慵懒地摇曳,时间似乎静止了下来。

　　一同静止的,还有过去几十年间徐中玉的旧屋。书房里的景象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面墙上增添了一台空调机,屋子数载不曾装修。他不在乎生活享受,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了不舍得扔,一定让保姆小胡拿去补了继续穿。

　　学生们早已熟悉他至真至诚的人格,当这位老教授前些年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时,他们都不曾感到惊讶。

　　徐中玉晚年仍专注学术,在华东师大任教到70多岁退休。此后仍担任《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编至96岁。谭帆记得,在这期间,徐先生坚持对所有来稿亲自过目、一一筛选,每一期杂志定稿分类、分栏目,他都亲自操刀,不会用电脑,他就一直坚持手抄笔记的方式,复印后分发给各副编审过目。

　　96岁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再适合出远门了,却还惦记着语文教育事业。倔强的老爷子,不顾儿女的劝说,还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年会。

　　百岁以后,他又把毕生的最大“财富”捐出,5万多册藏书给了校图书馆,数不尽的手稿和卡片给了校档案馆。

　　2014年12月17日,上海大剧院,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中断12年之久的“上海文学艺术奖”在这里举行颁奖典礼,文学理论家徐中玉、钱谷融,表演艺术家焦晃,三位德高望重的大家荣获“终身成就奖”。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起草颁奖词时为徐中玉写道:

　　一百年追随祖国追随时代追随人民,不离不弃。他敢于担当,勇于直言,深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家国情怀。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的积累研究,经世致用,融汇古今,特别重视古代创作经验的当代总结,著作等身。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竭尽全力。

　　仲夏凉夜,灿星陨落；斯人已逝,风骨长存。

　　蒋彤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