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影厂编剧，苏叔阳也写了不少电影电视剧本，比如《春雨潇潇》（1979）、《盛开的月季花》（1979）、《丹心谱》（1980）、《夕照街》（1983）、《一叶小舟》（1983）、《故土》（1984）、《我的爸爸我的妈妈》（1985）、《假脸》（1986）、《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1987）、《开采太阳》（1992）、《新龙门客栈》（1992）、《未完成的交响乐》（1995）、《周恩来——伟大的朋友》（1997）、《李知凡太太》（1999）、《国歌》（1999）等。《夕照街》则是他公认的代表作。

　　而在小说方面，苏叔阳1979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刚刚的眼睛》，其后的中短篇主要结集为《婚礼集》（1984）、《假面舞会》（1987）、《老舍之死》（1992）等小说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功力。

　　限于篇幅，我们就简单谈谈其中两篇，一是1981年发表的《泰山进香记》，二是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生死之间》。

　　《泰山进香记》于1983年以其艺术上的创新，被李陀、冯骥才选入《当代短篇小说43篇》。从题材上说，这篇乡土味浓厚的小说可以归入广义的改革小说范畴，讲述了一位农村老妇无视作为支书的长孙的劝阻，克服高龄和险途，勇攀泰山向神明还愿的喜剧故事，语言诙谐幽默，略带温和的暗讽，却并不流于刻薄。

　　《泰山进香记》以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物质增长和精神愉悦为背景，叙述农民将国家政策与神明护佑混为一谈的态度，但并未特别明确地作出褒贬，一方面似乎致敬了鲁迅早年文言论文中对底层民众“朴素白心”的辩护，一方面又内含了左翼文学的反封建主题，体现了一种对底层生活、世俗人心的包容情怀。

　　《生死之间》则涉及了城市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讲述一名火葬场火化工人与一名妇产科助产士之间的爱情故事，一者送走死者，一者迎来生者，构思相当精巧，在题材上与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1983）遥相呼应。当然，这部小说具有改革上升期典型的正能量，与西西充满颓废气息的香港故事截然不同。

　　除短篇小说之外，苏叔阳还于1984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土》，当年即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

　　在诗歌创作上，苏叔阳出版过诗集《关于爱》（1984）、《等待》（2000）、长诗《世纪之歌》（1997）等。另外，他还广泛涉猎歌词、曲艺、散文随笔、评论等多种文类，以及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的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1982）。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苏叔阳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

　　传承京味

　　在苏叔阳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中，有两篇比较特别，一是小说《老舍之死》（1986），一是剧本《太平湖》（1986），都是他对前辈大师老舍先生的致敬之作。

　　《老舍之死》想象老舍自杀之前的所思所为，让死者的灵魂直接出场进行长篇独白，以写实手法处理超现象情节，用心营造“现场效果”和“真实感”。当时，致敬“文革”中罹难的前辈作家，并不限于苏叔阳，比如汪曾祺的《八月骄阳》同样致敬老舍，陈村的《死》写的是傅雷，叙述手法各不相同。

　　但像苏叔阳这样一再致敬的却似乎不多。在《太平湖》中，他一改话剧分幕的一般做法，借用宋词的结构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写投湖之前的老舍，下阕则写老舍死后与他笔下的人物探讨“文革”灾难。这个剧本苏叔阳写得极苦，四易其稿才基本满意。

　　这样频繁的致敬，自然体现出老舍先生在苏叔阳心中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是苏叔阳，老舍可以说潜在地影响了新时期整整一批的北京作家，比如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刘心武、冯骥才、冯苓植等，以至于有论者称其时甚至形成了一股“老舍风”。

　　苏叔阳无疑是“把老舍的血液输入新时期文学的最力者之一”。他自述要“唱一曲京韵大鼓”，通俗质朴，简约凝练，风趣幽默，接近老舍的“俗白”“清浅”“结实有力”的语言风格。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使用北京的方言口语，比如“少不？我可得有哇”“得了，您呐”“闹了归齐”“兴许是”“这么着”“没承想”“指不定”“别介”“淡不丝拉”“大模四样”等等词汇，生动热闹。

　　在《左邻右舍》《夕照街》等剧本中，苏叔阳借鉴了老舍《茶馆》的谋篇技巧，以一个固定空间为核心，贯串起来来往往的不同人物。除了苏叔阳，同样还有一批剧作家致敬老舍，形成了“京味现实主义”的创作自觉，从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夕照街》，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1981）、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1988），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点，即是突出了空间性，并具有一种“民族志”的品质。

　　文学地理是创作与评论界的一个有趣话题，尤其是小说与戏剧，需要接地气，因此地方性因素——文化的地方性、语言的地方性——便成为作家们书写的重要资源，以文字为材料，营造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原乡、文学之城。我们不难细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的乡土作家群，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新感觉派、流亡关内追忆沦陷故土的东北作家群，到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群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及至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均体现了地方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而老舍的存在，可说是文学界一人一城的最佳范例。他语言上的造诣，叙述上的功夫，成为后生晚辈学习之楷模，同时自然也要引发影响的焦虑。

　　致敬即招魂。逝者已矣，而文字长存，流风余绪，脉脉不绝。苏叔阳为人谦逊低调，他致敬前辈，却无超越之野心，便无过多焦虑。只是兢兢业业，作为时间之流中的一木一石，为北京这座文学之城添砖加瓦，略尽绵薄。

　　人民文艺

　　地方性固然是苏叔阳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却绝不是唯一因素。他曾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第二，写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灵”。但这一貌似低调的姿态实际上有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触及了文艺的根本，也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文学家身上的宝贵品质。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所谓“八五新潮”之说，指的是1985年出现了一批青年新锐作者，他们一反现实主义传统，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声称文学创作的重心应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以形式创新之名，推出了一批惊世骇俗之作，形成了当代小说的“叙述自觉”。而这一新潮，并不局限于小说领域，在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建筑等几乎所有艺术领域，皆有所响应。

　　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八五新潮”对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在小说方面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当代小说叙述语言的高峰。进一步讲，它从理论、创作、编辑出版、评论、评奖、文学教育等各方面，形塑了全新的文学观念乃至文学体制，即所谓“纯文学”。

　　但是，随着“纯文学”的体制化，自身问题也突显出来：对形式和技巧的片面要求，对自我和内心的过度耽溺，现实介入能力的丧失，等等。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界开始反思“纯文学”，代表人物是当年推动形式创新和纯文学最有力的评论家李陀。创作界也开始有所回应，比如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文学。在此背景下，现实主义的呼声再度兴起，更有新世纪以后对“人民文艺”的再度召唤。

　　此时，便突显出20世纪80年代苏叔阳这批现实主义作家的意义了，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锐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身上仍背负着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伟大遗产，文艺为谁服务，永远是文艺工作者的灵魂之问，文艺的根本、文艺的初心，也由此而来。

　　正如苏叔阳所私淑的老舍的最重要身份——“人民艺术家”，我相信这也是他心目中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标准，有了这个初心，纵然文学时尚日新月异，仍能江流石不转，以不变应万变。

　　中国故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叔阳在文学创作上的声势，似乎不如此前引人注目了，除了时代变迁需要创作上的调整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身体状况。

　　1994年，苏叔阳被查出肾癌，2001年又查出肺癌。每次去苏家交流，看他神清气爽，一脸乐观，笔者脑子里都会想先生真得过癌症吗？他真诚分享过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许多患上癌症的病人一样，最初他不愿接受现实，脑袋里总想——为什么患癌的人是我？他偷跑出医院，去公园喝酒，一边喝一边开导自己，五十六也是走，十六也是走，二十六也是走，赶到这儿了有什么办法？想通之后，他配合医生的手术，1994年5月，切除了右肾。

　　术后的恢复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日子每天陷入重复，吃药、锻炼，再吃药、再锻炼，苏叔阳不断自我鼓励，把心渐渐放宽，“心宽一寸，病退一尺”，他学会了把病当朋友看，每次去医院，不说去看病，而说“看老朋友去咯”。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良好心态可去癌，乐观情绪能去病，戒烟限酒少烦恼，心胸开阔得宁静”。

　　陷入身体和情绪上的低谷是人之常情，但苏叔阳总是以乐观、坚强的个性挺了过来，继续笔耕不辍，患病后的他仍然写出了200多万字的文章，并给自己开出了一条新路。

　　苏叔阳曾说：“创作的路是我自己选定的，不管我多么衰弱，只要生命的烛火还在燃烧，我就会走，哪怕是爬行，也要在这路上挣扎。”写作时，他总提醒自己，“作家是精神界的医生，要医治人的心病”。

　　苏叔阳早年的教学研究经历，使他一直具有一种学者气质。这些思考沉潜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下，此时终于厚积薄发。

　　事情的契机是199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苏叔阳为青少年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其实这样的普及读物并不容易写，非大家手笔不能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接下任务后，苏叔阳推掉了两个电影剧本，全心投入写作，三易其稿，甚至动手术之前几个小时还在审校原稿。书出版后，他曾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具有悲壮色彩的创作”。

　　苏叔阳的苦心没有白费，这本题为《我们的母亲叫中国》（1994）的书，以思想家、史学家的眼光，以文学家的笔法写成，激情洋溢，文采飞扬，得到广泛认可，因此获得第4届“五个一”工程奖、第9届儿童文学奖、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并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有了这个基础，数年后由中宣部委托苏叔阳创作《中国读本》（1998）也就顺理成章了。此书以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扼要介绍了中国的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发明创造、科技典藏、哲学思想、经济影响、艺术成就、生活习俗等内容，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以小见大，是举重若轻的大手笔。但是，《中国读本》的成功并非一马平川，出版之后曾受到好几年“冷遇”，直到2004年后才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最为成功的一本，累计发行量高达1200多万册，被翻译成15种文字。

　　苏叔阳2008年创作的《西藏读本》则是生逢其时，这部作品无疑也是化解西方对西藏的歪曲和误解的重要作品。2013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美德读本》。

　　有人说，苏叔阳的读本系列已经形成一种“苏式读本体”，但实际上，这一读本系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故事的一种讲述方式，在中国的硬实力逐步上升之后，文化软实力更是作为国力昌盛的重要指标。

　　在本文的短短的回顾过程中，我们时时能感受到苏叔阳先生的一颗丹心，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谱写春秋。就在本文行将完稿之际，我们惊闻先生仙去的噩耗，海天无言，青山默默，唯愿苏老一路走好。

　　写作此文，依稀记得左元平老师说，苏叔阳就是胆小、天真。

　　左老师说，苏叔阳曾评价自己，多年过去，“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苏先生，在大家心中，你的离去，只是驾着一叶扁舟，“到浮沉的天海遨游”。一路平安！盼您归来。

　　（作者：张帆，集美大学讲师；张志，《小康》杂志社编委。）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