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王晓棠饰演金环、银环。

在担任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王晓棠办公室对面的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剪辑台，它记录了王晓棠在这张剪辑台上工作的日日夜夜。电影《解放大西北》《追踪李国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王晓棠，江苏南京人，1934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国家一级演员，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她曾饰演过《边寨烽火》中的玛诺、《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海鹰》里的玉芬、《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和银环等，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形象，深受观众喜爱。在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职务期间，曾主持《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一系列重大题材电影摄制。

　　记者：您的军旅艺术路是怎样开始的？

　　王晓棠：从5岁到14岁，我在重庆待了9年，1948年3月举家迁回南京转往杭州。1952年9月，我参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文工团京剧团。由于我随京剧团到西北部队慰问演出时多次担任报幕工作，表现比较出色，于1954年3月调入原总政话剧团。1955年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我的第一部故事影片《神秘的旅伴》，1957年又拍摄了《边寨烽火》。1958年3月，我被调到原八一电影制片厂。

　　记者：您在电影《神秘的旅伴》中担任女主角，第一次登上银幕，便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晓棠：《神秘的旅伴》讲述的是发生在云南边境的反特故事。最初的电影名字叫《两个巡逻兵》，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完后送审，电影局领导建议片名改成《神秘的旅伴》。这部电影在1956年春节上映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演小黎英的姑娘，叫王晓棠。

　　记者：电影《边寨烽火》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王晓棠：《边寨烽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1957年，《边寨烽火》已经拍到快一半的时候，导演林农决定换成我饰演女主角玛诺。我一到位导演便临时决定拍摄一组正式的特写镜头：“思念多隆”，内容是丈夫多隆因为被坏人挑唆，跑到界河对岸国民党那边，玛诺深夜在大树下思念他。我一秒钟入戏，俯身采了一朵花，举到眼前，泪水顿时顺颊流下。导演看得忘记喊“停”，我便一直延伸情绪。1958年，这部电影拿到“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参赛，我获得了“青年演员奖”。

　　记者：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您成功塑造了性格不同的金环、银环姐妹俩。您是如何完成这样性格不同人物塑造的？

　　王晓棠：著名作家李英儒曾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1962年10月，严寄洲导演找到我，让我出演姐妹二人。我说：“要么就别演，要演就得演好。”当晚，我重新看了一遍小说决定出演。为了演好金环、银环姐妹俩，我与严寄洲导演多次研讨剧本，重写了七八场重要的戏：“姐妹两次相见”“银环夜访”“金环牺牲”……严寄洲导演都采用了我写的戏，拍摄的效果很好。因为这部电影，在1964年评选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活动中，我以高票荣获“最佳女主角奖”。

　　记者：电影《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是您唯一饰演的反派角色，您也曾说过，您创造了一个特例。这是一个怎样的特例呢？

　　王晓棠：我将要调到八一厂的前夕，原总政话剧团一位女队长对我说：“听说你一到八一厂就要演《英雄虎胆》里面的女特务阿兰，你一定不要演。你之前演的小黎英、玛诺都是非常善良的姑娘。”但我看了剧本后，觉得阿兰不是一个完全的反面人物，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演员应该能演各类角色，做到一人千面。

　　电影上映后，我熟悉的战友和观众，当看到最后一枪把阿兰打死了，惋惜地说：“她也‘牺牲’了。”对一个反面人物表现出惋惜，这在当时有着一定争议。但我认为这才是阿兰。厂长陈播说，她演出了人物的复杂性。所以，这部片子是我唯一演过的反派，但是它创造了一个特例。

　　记者：您塑造了很多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也创作了很多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您能讲讲自己的心得吗？

　　王晓棠：刻苦用功。每部片子每天拍完戏，我都要写笔记，总结自己今天的拍摄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1958年，我在《英雄虎胆》中饰演女特务阿兰，1959年我又在电影《海鹰》中演一个女民兵连长玉芬。当两部电影的剧照放在一起，大家都说这是两个演员。这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一人千面，而不是千面一人。

　　记者：电影《翔》是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您为这部电影的创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王晓棠：电影从筹拍就不顺利，由于种种原因本厂没有投入拍摄。但我不想放弃，经过两年多的周折，电影终于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投拍。1983年，电影上映，得到原总政领导、华侨界、科学界一致好评。我由此被任命为八一厂故事片导演。

　　记者：为了创作电影《老乡》，您曾经六次前往洪泽湖革命老区，您的动力源泉在哪里？

　　王晓棠：六年林场的基层锻炼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了人民是十分具体的。1984年，我担任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后，本来要拍抗战时在洪泽湖发生的一个战斗故事。可到了洪泽湖老子山一看，当地很穷，应该拍摄现在洪泽湖的故事。于是，我穿上一双布鞋，戴一顶草帽，背一个背包，乘火车到南京后，再乘长途汽车到淮阴。然后换船坐到老子山，船上都是卖小鸭子苗、大饼油条的乡亲们。我住的地方，说是个招待所，其实就是一间小屋子，两个床，床上铺着稻草，我把自己带着的铺盖铺上就是下榻的地方。老百姓把我当成他们的乡亲，给我熬的粥里多加一把菱米，就是招待我的美食。为了不给老乡们添麻烦，我前后去了六次，写出剧本，拍成影片，主题是我们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影片放映后，得到湖北、江苏和其它老区的观众一致赞叹。

　　记者：《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一系列重大题材的电影创作，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王晓棠：1988年6月，组织任命我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主管生产的第一副厂长。当时定下：精品就是要讲究不将就，每部电影的样片，我们全天24小时等候看片，生产副厂长和各部门主管都要看。

　　我任副厂长时，1991年12月24日《大决战》全部拍摄结束后，《大转折》《大进军》系列电影在第二年同时呈梯度开拍。

　　《大转折》的创作更是非常严格，刘华清副主席带领当年参战的人员讨论分镜头剧本。《大进军》系列制作也很严格。当时，我在办公室对面一个空屋子支起一个剪辑台，经常是白天办公，下了班吃完晚饭，7点到9点剪辑《席卷大西南》，9点到11点剪辑《南线大追歼》……一直要到我们八一厂再也没有能力更好了才能送出去审查。所以那些片子电影局的领导认为是精品。

　　记者：您编导拍摄了电影《芬芳誓言》，季羡林先生称您拍的该部影片为“杰出的影片”，这部影片的一大特点是全部使用非职业的演员，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王晓棠：这部电影看上去是两岸间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却是十几亿中华儿女常系心间的头等大事——人民要团圆。

　　电影要想做到以情动人，就必须特别真实。所以，我们没有请职业演员，全部邀请其他职业的人士来饰演片中的人物，其中有大学校长、教授、作协主席、也有台商。他们的身份和经历给影片带来最真切的效果，唤起海峡两岸强烈的共鸣。我是演员出身，给他们讲戏，帮助他们准确地把握人物是我的优长，观众认为每个角色都特别真实，富有感染力。专家认为，这是演员演不出来的“惊人的真实”。

　　记者：对未来军旅题材电影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王晓棠：所有的片子，不管你场面多好，最终落脚点是在写人。所以，创作人员一定要深入基层部队，深入官兵内心。演员最起码的是要德艺双馨。

　　从电影管理角度来说，国有电影企业，民营电影企业都大有可为。对拍摄军旅题材作品拍得好的，要奖励；要严格管理，有人做得不好的也要拿出硬招实招，教育、惩处。（本报记者 袁丽萍 王晨光、周 洋整理）

　　采访手记

　　我是一个兵

　　采访这天，王晓棠坐在沙发上，腰杆挺直，一身碎花长裙，优雅大方。如果不是看过资料，很难将神采奕奕的她与85岁联系到一起。

　　王晓棠说，自打入伍后，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兵”，当兵就得有兵的样子。

　　那年要出版个人电影画册，她特意选了那张年轻时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照片作封面，军帽上的红星映衬着青春的风华。

　　要刻苦用功，要精益求精，王晓棠从年少入行始便以文艺精兵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几十年艺术生涯，塑造出众多经典人物，这背后，是辛劳，是汗水，也是一个兵的热爱与奉献。

　　是啊，正是兵的坚强，兵的意志，让这位女演员一直如此美丽，让她在军旅电影史上留下的印迹格外动人。（袁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