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袁隆平在广西桂林市联德村袁隆平超级稻第四期攻关示范片查看水稻。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90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担负的责任。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未变。

　　获得过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和未来科学大奖等荣誉的袁隆平，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获得“共和国勋章”。从第一期超级稻到第四期，以及每公顷16吨、17吨和18吨攻关目标的实现，中国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水平始终领先于世界。袁隆平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的中国的富强，既是他永攀新高的动力，也是所有梦想的终极目标。

　　“高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袁隆平从小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始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紧紧相连。他有过体育救国的梦想，也曾打算参军报国，最终，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忱，结成了一串串饱满的稻穗。

　　“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因此，高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袁隆平说，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亲眼见到倒伏在路边的饿殍，这让他感到痛心……于是在1949年，他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之前还在学校代教俄语的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完全靠自己摸索经验的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为此，他两次自掏腰包，前往北京拜访育种学家鲍文奎。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败”。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着足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辗转研究，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袁隆平说，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杂交水稻还有很大潜力，我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欧美、日本等都在开展相关研究，但只有我们应用到了大面积生产中。”时至今日，袁隆平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接受奖项时说的话，“杂交水稻还有很大潜力，我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986年，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大批优秀人才从基层单位进入中心，袁隆平还积极争取经费把他们送到国外深造。

　　“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那个曾经简陋的海南南繁基地，被标注在了三亚地图上，从一个偏远小农场，变成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科研基地。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了超级稻育种计划。4年后，第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于2000年实现。随后便是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的“三连跳”。

　　“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我们国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我的角度来说，小康社会就是要从‘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国家强盛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当然不会止步不前。

　　袁隆平领衔、已实施10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开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绿色优质的目标转变。2018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在30多个参与品种中，优质稻占比超过30%，其中不少品种的米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同时还具备广适性、高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目前，他正在攻关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内通过审定，进行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替代三系杂交稻和两系杂交稻。

　　“我现在已经从‘80后’变成了‘90后’，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刚刚度过自己90岁生日的袁隆平说，“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