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周（左三）与南志标（左二）在爱尔兰国际草地大会上。

　　扎 根

　　1954年，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这是任继周草原岁月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草原畜牧业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

　　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必须建立试验站。可是，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

　　任继周不怕。1956年6月，海拔3000米的天祝县乌鞘岭马营沟，他的临时驻所与实验室落成了。其实，那里只有两顶白色帐篷，却是我国第一座高山草地试验站。“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跡绕帐房。”任继周的诗句记载了当年的生活状况。

　　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三天在兰州教课，后四天到天祝草原站开展实验工作。从乌鞘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山路崎岖，蹚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为了不耽搁从试验点到学校的上课时间，他早上四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

　　“我很幸运能在甘肃做牧草研究，甘肃生态类型丰富多样，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还有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原类型齐全，如果不是在甘肃，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基础去思考具有全球意义的草原分类。”任继周说，我国曾学苏联的草原分类法，按植被来分，但这种方法可用于局部地区，不能用于全球。

　　20世纪50年代末，任继周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在气候、土壤、植被三者中，气候最稳定，土壤次之，植被稳定性最差。如果把植被放在前面，就很难做大的类型区分，厘清这三个要素的顺序及关系，草原分类问题迎刃而解。这一综合顺序分类法精确、稳定，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地分类方法。

　　在扎实的草原学调查基础之上，任继周编写《草原学》教材，成为第一部大学草原学教材，被农业部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成果。

　　通过实地观察，任继周发现，青藏高原的草场上，上万年时间形成的黑色草毡土，草根絮结密实，草长不好，但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很好。他受老鼠洞启发，间隔50厘米挖一道沟，草的长势明显向好，但多少还是有些破坏植被。如果只划破草皮不开沟，对植被就没有影响了。

　　可是，只划拨草皮，犁需要用好钢，拉犁的动力要很大，这些都没有条件解决，难住了任继周。一位记者把任继周遇到的难题告诉了时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谭震林便让第八机械工业部来帮忙，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

　　燕尾犁划过，草皮切开个缝隙，通气透水，原来仅有两三寸高的草能长到半米左右。

　　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地方按产多少草计算，有的地方按牲畜头数计算，这些计算方式都无法全面衡量草原生产能力。而标准就是指挥棒，不当的标准会误导生产，贻害草原。

　　“牧业学大寨”的时候，用牛羊头数来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有些县、旗“放卫星”，拼命增加草场的牲畜数量。一个县、旗牲畜达到百万头就获牧业学大寨旗/县称号。但载畜量过大会给草场带来灾难，导致草场严重退化。为了保证头数，还会出现养“户口牛”的现象，养肥了又饿瘦了，就那样一直养着，不考虑出栏率。

　　1973年，任继周的学术集体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

　　“文革”期间，教学科研都受到了冲击，虽然在学校被批斗，但天祝的高山草地试验站却相对安静。在全国率先开展草地定位研究的同时，任继周的团队还深入进行了草地围栏、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等一系列科研活动，改良天然草场，设计管理草原系统，大幅提高了草原生产能力。

　　收 获

　　1978年7月，时任甘肃省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和夫人陈舜尧一行来到天祝试验站考察。

　　“宋平显然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在野外观察和交流座谈的时候，他几乎不停地问，我就不停地回答。”任继周对那一天记忆犹新，“只可惜那天没有照相机，宋平同志也没带个摄影记者。”

　　宋平对试验站取得的成果和建站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就在那年，实验站终于有了编制和科研经费，结束了23年的“黑站”历史。同年，任继周代表甘肃农业大学先进集体，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思想的禁锢被破除，任继周热爱的草原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春天。

　　1951年，国立兽医学院更名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1958年从兰州迁到武威黄羊镇办学，又更名为甘肃农业大学。在任继周的倡导下，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1964年创办草原专业，后来又独立发展为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

　　做草原调查的过程中，任继周经常接触农牧民，他思考的领域也逐渐扩大到三农问题。

　　“农村为什么这么穷？”任继周认为，穷在结构问题，单纯强调以粮为纲。养猪是为了肥田、养牛是为了耕田，没有动物生产的层面。改变农业结构，实施草田轮作，土地肥力会增加，既种粮又种草，增加动物生产层，既可以增加粮食产量，又可以丰富食物（肉类）来源，提高农民收入。

　　可是，能批评以粮为纲吗？

　　为了探讨以粮为纲的问题，任继周开始研究农业史，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

　　通过研究农业史，任继周发现，从管仲耕战论开始，经商鞅变法提倡“垦草”种粮，到汉代“辟土殖谷曰农”，将农业定位于谷物生产以来，农业就被定位于开垦土地、种植谷物。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着“以粮为纲”的耕战政策。但单一的谷物农业系统，必然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

　　任继周认为，必须从以粮为纲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建立食物安全的理念，我国耕地面积不过12%，草地面积比耕地面积大三倍，如果实施草田轮作，再把草地也像耕地那么管起来，把畜产品纳入农业系统，包括家畜的饲料、饲草，才会有真正的食品安全。

　　黄羊镇甘肃农业大学农场里有60亩地，任继周想试验草田轮作，但未获批准。“国家强调以粮为纲，种粮食可以浇水，搞草田轮作连用水的指标都争取不到。”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开始了。任继周是参会代表，在京开会期间，他找到甘肃省和农业部领导，建议办一个草原生态研究所，试验种草改良农业系统。

　　那时候，“生态”二字，还属于比较生僻的字眼，但任继周的想法却得到了甘肃省和农业部领导的支持。1981年，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正式成立，草地农业系统的概念也在任继周的心中逐渐清晰。

　　研究所成立后，得到澳大利亚600万澳元的项目资助，开展草地农业研究，任继周主持，承担了全国及甘肃省有关草原生态研究课题，举办各种草原科技培训班，研究、收集、整理草原科技情报，培养草原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地科研机构协作，开展学术交流。

　　任继周带领学术团队在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及沿海滩涂地区，开展了深入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不断积累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草地农业生态学的理论体系。

　　但“草地农业”的理论和观点还是一时不被人接受，任继周苦恼着。

　　1984年4月，钱学森的一封来信让任继周的苦恼开始有了转机。钱学森想请他回答几个有关草原的问题。任继周很快给予了答复。同年6日，钱学森在《内蒙古日报》发表了《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讲话稿。这是钱学森在媒体上首次使用“草业”概念，并引用了任继周的一些学术观点。

　　1984年12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钱学森应邀作报告，首次谈到“草业产业”概念。1985年4月，钱学森在给任继周的信中说：“我们所讲的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不同于传统概念中的农、林、牧、副、渔，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因而也是高度综合的产业。”

　　1985年6月24日，中国草原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联合召开草业问题研讨会，任继周在会上首次与钱学森见面。钱学森说：“我一年前提出创立知识密集型草产业的问题。这不过是冒叫一声，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自己没有把握。今年三月，收到甘肃省草原生态所任继周教授的来信，得到他这样一位专门科学家的鼓励，才使我加强了信心。”

　　钱学森对草业的构想和肯定让任继周喜悦、欣慰，并且有了更大的信心。

　　1985年，临泽县一个5000亩的牧场，因牧场老化负担重，无人管理，任继周却如获至宝。在临泽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他借鉴物理学系统耦合概念，首先提出农业系统耦合、系统相悖理论，提出草地农业中不同亚系统间的系统相悖是中国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而不同亚系统间的系统耦合和草地农业系统外延与种植业、林业等系统的耦合是遏制草地退化、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这一观点得到国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应用这一理论，实现了山地（祁连山）—绿洲（临泽）—荒漠（北部荒漠）系统耦合，试验区产能提高了2.5倍，进一步丰富了草地农业系统理论。

　　2002年，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并入兰州大学，成立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的首家草业学院。

　　2009年，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获得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以看淡名利、奖掖后人著称的任继周推荐南志标作第一获奖人。南志标是任继周的弟子，中国草业科学的第二位院士。这个提议被学生“严词”拒绝：“坚决不行，这个第一获奖人必须是您。”

　　由于在三农领域的突出贡献，任继周还获得了共和国六十周年“三农”模范人物称号和七十周年“最美奋斗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