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没想到能要回300万元，看着时律师还骑着自行车，我们自发捐款给时律师买了辆车。”黄小玲非常激动：“可是，面对这份特殊礼物，时福茂和他的团队谢绝了。”最终，这些农民工退了车，将退款捐给了为他们主持公道的法律援助基金会。

    “农民工本来就是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就是对我们的奖励。”时福茂对记者说：“说句实在话，我们当律师的确实需要车。如果有车，一年可办100个案子。如果坐公交，因花在路上的时间长，能办50件就不错了。”

    不过，时福茂和他的团队，从来没有因为无车而耽误农民工的事。“必要时，我们会打车。为节约开支，我们要么早出门、要么打车赶个开庭的时间，回来时才坐公交。或者是两头打车，中间坐地铁公交。”他说：“我这些年参与办理的案件中不乏农民工维权的典型案例。其中，徐延格等人假劳务派遣案，促使肯德基改变了在中国的用工方式。”

    从事公益律师就意味着清贫，然而物质清贫的他却有丰富的精神享受，每次看到墙上挂着的一面面锦旗，桌上摆放的一封封感谢信，他都非常知足，非常充实，非常欣慰。

    不畏艰险捍卫权益

    为民办事虽苦犹乐

    在时福茂办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曾发生多起遭受用人单位负责人或包工头恐吓、威胁的情况，多次接到“卸只胳膊、卸条腿”“灭掉”等电话，但是，他总是临危不惧。

    2006年9月一天下午，他被某用人单位纠集的十七八个“统一着装”的社会青年团团围住。农民工非常害怕，话音中带着哭腔，甚至几近哀求。时福茂此时没有畏惧，而是镇定地在一片敌视的目光中寻找到公司负责人。他一方面对其义正词严地讲道理，一方面推心置腹地进行劝告，帮其分析利弊。结果，在紧张的对峙之后，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所欠农民工的工资。

    记者2月5日与时福茂联系时，他正在准备敦促河北省廊坊市法院执112名农民被拖欠工资的材料。来自四川的包工头周忠诚说，他在河北找过3个律师都被推掉了，只好来北京找到时福茂。时福茂二话不说接下了案子，为案子跑前跑后，连一起吃顿饭也坚持自己买单。“我们要请他吃饭他坚决不肯，总说农民工不容易。”周忠诚说。

    最终，经过仔细分析案情，多次奔波，这起持续一年多的欠薪事件，在经历“恶意讨薪”定义之后，最终有了一个“恶意欠薪”的法律结论。

    「对话时福茂」

    为农民工维权是一份事业

    记者：律师也是人，过生活同样需要钱，而您舍弃赚钱的业务不做，只做为农民工免费服务的法律援助公益项目，这是为什么？家里人怎么看？

    时福茂：我能在这条路上走10多年，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停下来的打算。我之所以有今天，并做到这一步，从根上说还是那句话：我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也做过农民工，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艰辛我太能理解了。

    我的心愿是能为农民工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农民工是时代的产物，它遇到的问题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现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解除了我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尽管这样做，个人收入低了一点，但它是一份事业，需要我们来坚持！

    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他还外出打工赚钱。对于我能不能给他钱养老这件事，老人从不计较。他自己说：“我好模好样的能干事，不能老在家呆着。自己出去挣多挣少，心里高兴！”

    记者：为农民工维权，最关键的做法是什么？

    时福茂：农民工所遭遇到问题多是欠薪或享受不了工伤待遇，而其维权最关键、最根本的做法是依法维权，不是乱来。

    作为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务必要站在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认识，认真、妥善处理每一起农民工案件。

    与此同时，要做好普法教育。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授农民工法律知识，这是预防问题发生的关键，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步做好了，不仅矛盾会减少，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