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先生。

    在病床上平静地抗争了两年零六个月，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先生在上海逝世。这位88岁的老人走完了他平和而又卓著的一生。

    “他以极高的天分，极老实的态度，做着极平和的学问，却又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得知先生仙去，仰慕先生治学为人的晚生后学纷纷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哀思。

    “如果要用一个字概括先生的一生，那就是‘平’。”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黄霖这样评价他最敬重的老师，“他做人平和，待人公正，不偏不倚；他做学问平实，不求奇谈怪论，务从实证出发，这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他的学术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因。”

    王运熙先生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乐府诗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他的乐府诗歌研究至今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新时期以来该学科的标志性巨著。他的《文心雕龙探索》纵横开掘、独具慧眼，在“龙学”研究中自成体系，堪称大家。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王运熙文集》。

    “王先生成名很早，1947年大学毕业，1949年前后就已经在当时文学研究最著名的杂志《国文月刊》上连续发表论文，引起学术界关注，当时他才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的乐府诗研究至今是后继的研究者不可越过的重要著作，纠正了‘五四’以来乐府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志熙说。

    “虽然如此，先生却一直很低调，对名利看得很淡，生活极为简朴。”王运熙先生的弟子杨明教授告诉记者。杨明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王先生执教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在他看来，王先生以他的治学态度和风格，影响了整个学术团队，使复旦大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显出自己的特色。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并将自己的学术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努力解释古代文学中的各种现象和作品，探求其中的规律。他注重将各种具体问题置于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考察分析，注重将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杨明回忆说，先生上课时经常告诫学生，一切从资料本身出发，从调查研究出发。他的文章也是如此，踏实平易，从不剑拔弩张，以求是、求真为鹄而新见迭出，在海内外确立了崇高的学术地位。他服膺《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

    晚年的王运熙曾对学生说，自己这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没有经历大的波澜，没有多少可写。“这是一位纯粹学者的气度胸襟，他的学问也是这样，认真平和而有自己的心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说，王先生教会了我，学术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作假，也不应有任何的矫情与夸张。

    在学生们的期待中，王先生原本可以活得更久。“他与世无争，内心平和，生活规律，没有愤怒。”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说。同系的老师也说，王先生看上去弱不禁风，就像一棵随时会被风吹倒的小树，但802多年就是不倒，从没生过什么大病。熟悉他的人还说，先生是个典型的江南读书人，说话慢条斯理，却时常露出不经意的幽默。遗憾的是，2011年5月17日晚的一场意外车祸改变了一切。

    杨明告诉记者，车祸造成骨折，随后又引发感染，王先生不得不长期卧床接受治疗。学生们看着心疼，病床上的王先生却总是说，“还好，还好”。他还是那样平静、忍耐。

    “他是最本色的书生，淡朴执着，用乾嘉风格治魏晋文章，以淡泊精神成辉煌事业。”钱志熙说。如今，这位至淡至真的老人走了，用他一生的勤勉和进取，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江南今日哭鸿儒。（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